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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桐（郑州）

　　上个月，接到某杂志社的电话，要我去上海进行面试。因为路途遥远，来回颇费周折，于是在电话里问及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工资待遇。而电话那边告诉我，这是商业机密，我说这是一个关乎生存保障的事情，我认为应该知道。那边简短地回答：“我们是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非常不客气地撂了电话。
　　什么时候工资待遇成了商业机密？而我想要知道这份工作是否能够保障我在异地的生存，怎么也变成刺探别人商业机密的间谍行径了？挂了电话，我觉得似乎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人，可是怎么想，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儿。
　　对于薪水的问题，以前我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刚刚从报社出来，一个企业内刊的总编邀请我去他们杂志做编辑，清楚告诉我每个月4500元的薪水。可是突然这个总编被调到其他项目，杂志也进行人员调整，于是他介绍我去另外一家杂志，说是那个老总昨天还到他这里要人。我问了待遇，他说：“那家杂志应该和我们的差不多，至少月薪3000元以上。”我顺利进入那家杂志社，在杂志社里根本没再问薪水多少。但是到发工资那天，我彻底傻了眼，1200元，而且所有编辑告诉我，全体都是这么多。吃过这样一次亏，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去工作前把待遇弄清楚，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安全的问题。
　　还是买了往返机票，心想面试时见了老板，再提这个问题，应该一定会有答复吧。
　　8点30分到11点30分，完成了笔试，14点30分到15点30分看了一个超级晦涩的黑白短篇并完成一篇观后感，被告知等待面试。这一等，就一直等到了18点30分，我们一共4个人，就坐在一间小屋子里，从期待变成了无奈。其中一个北京来的女孩子的返程车票是19点，18点她必须是要赶往车站的，可是老板迟迟未归，她不得不让那张车票作废。我们心里非常疑惑，提前那么多天通知我们来面试，为什么却安排得这样无序？
终于在接近19点的时候，见到了面试我们的老板。在那间斯皮尔伯格曾经光顾过的宽大书房中，进行了集体面试。老板问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于是，一场电影杂志社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了。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第一个人提出的问题是杂志的前景是什么，第二个人提出杂志的广告很少，为什么不扩大宣传，第三个人问的是现今市场上也有几本电影杂志，竞争是否激烈，老板都一一做出回答。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是杂志方对我们进行的面试，怎么突然感觉像是记者在采访杂志社呢？终于轮到了我，终于我问出了一直想问的事情：“我比较关心的是杂志编辑的薪水是多少？在来之前，我已经在电话里问及这个问题了，而你们的人员告诉我这是商业机密。”老板说：“现在我也不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紧追:“上海是个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所以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生存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是否在解决温饱之后也能比较舒适地生活。在我的城市中1个月3000元的工资基本能够保证生活需求，但是在上海，租住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就要2400元左右，如果在这里也是3000元的薪水，我将入不敷出，形同乞丐。我觉得我想知道待遇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老板回答：“我可以告诉你试期工资是1500元1个月，但是3个月试用期过后的薪水是没有一个标准的。”我说:“那么您能告诉我一个大概的平均数字吗？”他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你不过来工作，谁知道给你开多少工资，只有你来工作了，才能够知道给你多少钱。”
　　那个老板还在云天雾地不着边际地扯着，大谈着什么远景，抨击着其他杂志，痛斥着曾经在这里工作现已离开的职员，我已经懒得再听他说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我只关心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本杂志并不是刚刚起步正在创业，它已经是发行10多年的一本成熟杂志，在待遇方面还在这样兜圈子，只谈前景，让我觉得非常可笑也不可理喻。
　　我明白那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怀抱着一腔对电影的热爱，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踏入这家杂志的门槛，没有见识过世界的残酷和生存的艰辛，因而理想主义地不计回报。而我不同，我喜欢电影，但是还不至于伟大到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而去献身，我也并不需要在这家杂志工作的资历来为以后求职提供方便，我想要的只是一份面包与自身价值并行共得的工作。
　　于是，在面试的一半，我截住那位老板的话头说：“您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没有，我先走了。”然后在那位老板错愕的神情里，起身离开。
　　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告诉他，别忽悠我了，我不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