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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化两大基本问题招致“非战之罪” 【据《IT经理世界》 （新浪科技 2003.01.21）报道】 　　在中国经济超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信息化注定很难作为一个单纯的技术应用问题而独立存在。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近日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研究可跨越阶段和不可跨越阶段，即在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弄明白哪些方面是可以跨越的，而哪些方面必须完成自然和历史的过程。由此需要认真研究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制度路径和技术路线，来辨别跨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可见，对于信息化这一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政府的思考已到了较深层次。同时，各大重要行业的主要企业也受政府相关部门之托，正在论证信息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信息化能否承受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之重？也许先要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信息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换言之，信息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成本最低的一条路？有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美国马尔科姆·吉利斯等4位教授为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一书定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基调——“单一因素解释不了不发达，单一的政策与战略也无法启动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信息产业高度发达而仍然拥有28%贫困人口的印度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瑞德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要使信息技术真正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必须待其推广和应用达到一种临界的质量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就可能引发质的飞跃。瑞德认为，除美国之外，欧洲已经接近这种状态，在未来10年，信息技术很可能引起欧洲经济的根本变化。瑞得提出的临界质量概念基于几个前提：一是电信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引起资讯价格的全面下降；二是计算机的渗透率高，推广应用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三是科研能力较强，科技成果加快实现产业化，并导致装备价格全面下降；四是教育高度发达。 　　而这几个前提最终都体现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所不具备的。 　　如果调低一些阶段性的不现实期望值，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仍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催化作用的明智之举。经济学者林毅夫对中国在技术落后局面下的所谓后发优势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而信息化也越来越成为国际通行的企业语言，大量从零开始信息化的中国企业虽然仍需交不少学费，但还是可以避免诸多已被西方企业用血的代价证明过的失败陷阱。同时，信息化也是一条低成本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捷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留给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间远远不如历史留给当年的日本甚至韩国、新加坡的时间充裕。就紧迫感而言，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拉动工业化乃至社会宏观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这几乎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第二个基本问题：怎样看待不断增多的信息化个案的失败？ 　　如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一样，信息化本身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前SAS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少华博士在讨论信息化失败案例之前，总是首先声明“不是真正以利用信息技术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为目标的案例要剔除在外”。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大多数中国信息化失败的案例就都不在讨论之列了。 　　如果信息化的首要利益出发点是基于企业经营绩效本身，诸如员工素质不高、信息化投资不足之类原本看起来像是严重制约因素的问题，都可以找到低成本而且极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最早实施ERP的沈阳机床厂，由于使用了和德国合作开发的ERP产品，仅在操作层面上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可想而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国营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对全英文操作界面的计算机有着怎样的排斥和学习难度。但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妥善解决，机床厂信息中心编译了操作手册下发到各岗位，操作人员则干脆把翻译好的模块菜单贴到计算机屏幕上，权当是中文系统来操作，居然也大获成功。同样的一幕在宁波富达实施第一套四班ERP时也曾出现过，扬州大学管理系主任出身的宁波富达总经理兼CIO杨文华对此的评价是：“其实只要公司高层真正想做这件事，员工的创造力绝对会把这些困难克服掉，真正的困难绝对不会在这些地方！” 　　北京博士伦有限公司电脑部经理陈其伟利用手机短信来代替笔记本电脑，建立了Sales对全国经销商走访的“移动访销系统”时，基本上没有动用什么像样的IT预算资金，作为短信服务器的一部工业手机的价值不过区区2000余元。 　　同时，衡量失败的标准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失败的层次，信息化对于操作层、管理层和战略层的意义完全不同。报表不准确、数据混乱、降低原来手工办公效率之类的问题是信息化在操作层出现的问题；诸如流程重组所引起的组织震荡是管理层的问题；而像利用信息化对核心竞争力进行重新设计则是战略层的问题。目前国内信息化失败案例的研讨往往只讨论到管理层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层次上很难界定是否是真正的失败。用纯粹财务上ROI(投资收益比)的方式来衡量信息化的效果，这种评估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所摈弃。由信息化所触发的大变革到来时，整个社会都要承担相应的学习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候提前发生，有时候滞后发生。Case By Case(逐个案例)地计算投资和收益的合理性也因此越来越被模糊化了。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不能脱离信息系统来运作了，而大多正在全力推进信息化的政府部门则远非如此。这表明，当市场经济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和对社会不同成分的影响都不均衡的状态下，巨变中的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推进信息化时，正在不断遭遇一些远远超过技术层面的深层次障碍。因此，承载了太多复杂动机的信息化的失败案例，也许可以认为是“非战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