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W论坛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宗教。它宣扬“十二因缘”,认为人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且处于一个不断轮回的过程当中,只有信佛悟道才能得以“超生”,即超越生死轮回。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本土思想文化(其中主要是指儒道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两晋时期,已有将神仙道教与儒家名教联系起来的倾向,如葛洪《抱朴子》:“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一时期,儒道杂糅的玄学盛行,佛教般若学也得以依附于玄学（道）而大兴,并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派的“六家七宗”。这一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进一步展开,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发展。南朝齐顾欢的《夷夏论》引起了佛道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大争论,北朝佛道之间的争论主要不在理论而在政治上的斗争,甚至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期的两次灭佛事件。而这一时期,三教融合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刘宋时期的隐士

宗炳著《明佛论》,认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论。到了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进入了三教合流的新时期。唐朝建国之初,汲取隋亡的教训,在政治上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思想领域则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以调和三教的矛盾,发挥它们各自的社会作用。

由于朝廷的支持,佛教在社会上更加广泛地流行起来,寺院经济空前发展,佛学研究空前繁荣。隋唐时期，三教的尊卑显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与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统治者对儒、道、佛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因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之间政治、经济和理论上的矛盾争论虽然一直不断，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未变。隋代文帝、炀帝皆偏嗜佛教，使之在有隋一代较儒、道二家有了最大的发展，但出于政教目的，也施行调和三教的策略。

以唐代为例最初，赵兰坪根据日人著作编译的《中国哲学史》唐代部分，仅寥寥数页说到韩愈与李翱，外加一个别出心裁的道教之谭峭，渡边秀方《哲学史》唐代部分也同样以佛教为主，其他只有韩愈和李翱。钟泰《中国哲学史》则在重点讲了“隋唐佛教之宗派”后，也是以韩、李为主，仅仅以数页篇幅捎带了柳宗元和刘禹锡。而冯友兰《哲学史》也是以《隋唐的佛学》两章为主，以韩愈、李翱以及“道学”先驱思想中的佛道影响为辅，来建立这一时期哲学史的系谱的。范寿康《通论》同样如此，他干脆把隋唐哲学称为“佛学”，说（隋唐）思想界完全受着佛教的支配……（儒家）只出了一个韩愈一个李翱。显然，从这一叙事脉络的来源上看，以上关于唐代哲学或思想的论述，除了《道统》说留下的线索之外，显然只是加上了符合“哲学”意味的“佛学”（偶尔还有“道教”）因为在“哲学”的尺度下，只有佛学是这个唐代最有资格被书写的哲学史内容。隋唐时期流行的主要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

从宋代以前三教关系的发展来看，早期的“三教一致”论主要强调的是三教皆有裨于社会教化的功用，即所谓的“习善共辙”、“劝善义一”，很少实质性的三教思想义理上的融会; 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则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以融通外教，从而充实、发展本教的思想，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对此，余英时先生做了如下概括: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仍与基督教在西方中古文化中所取得的绝对的主宰地位有别。六朝隋唐之世，中国诚然进入了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时代，然而入世教( 儒) 与出世教( 释) 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道教也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故中国中古文化是三教并立，而非一教独霸。”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宋代实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实际上也就是以儒术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对于释、道两家，宋代帝王也不予排斥，而是从政教目的出发予以提倡、利用，使三教并行不悖，各为所用。

建隆元年( 960) 六月，初登帝位的宋太祖即发布诏令:“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里存留。”乾德五年( 967) ，他再度下诏重申: “应诸郡有铜像处，依旧存留。”这表明，新兴的赵宋王朝已开始改变北周世宗以来对佛教的抑制政策，佛教有了兴复之转机。太宗即位之初，即刻《礼记·儒行编》遍赐臣下，希望他们能够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以治理朝政，但他又“素崇尚释教” 。端拱二年( 989)，开宝寺宝塔建成，太宗令直学士院朱昂为撰塔铭，并告诫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为本国佛金刚座立碑，学士苏易简为之，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遂别命制之，卿宜体此意。”。太平兴国八年( 983) 十月，太宗以新译佛经五卷示宰相，并阐述了自己对佛教的认识: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 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

太宗不反对佛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看到了其“有裨政治”的作用，所以他告诫臣子们，可以“存其教”，但不能“溺于释氏”。

大致说来，在三教关系上，古代帝王大都持一种调和的态度，并不刻意排斥某教。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三教并非是等量齐观的，他们不是三教无差别论者。作为最高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是其首先予以考虑的，所以用于“治世”的儒家学说总是优于释、道两家而被放在首选的位置; 对于释、道，则一方面扶持、利用，一方面又加以限制、约束。这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宋太宗一面鼓励臣子们读佛教书籍，一面告诫他们不要“溺于释氏”。高宗也曾说: “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废毁其教，绝灭其徒; 有善释氏，即崇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 这是高宗的由衷之言，也是宋代帝王( 甚至是三教并存以来的历代帝王) 对待释、道两教的基本态度。

久仰大名！

很是赞叹你的丰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