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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 2003.08.06报道】 　　7月30日，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路透社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说，据美国Gartner集团预测，2003年－2004年，美国将有50万个高技术职位流向海外人力成本较低的市场如印度及俄罗斯。这是美国高技术产业尤其是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在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降低运营成本成为美国高技术企业保住利润的主要手段。在软件开发、计算机服务以及客户电话支持服务领域，正在发生变革，“海外外包”已经成为计算机业描绘这场变革的婉辞。实际上，这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从发生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了。在网络泡沫时期，这种趋势的表现是软件人才短缺，于是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求高技术人力资源。现在，这种趋势的表现是降低成本，同样的软件工程开发，在美国是10万美元／人年，在印度、俄罗斯只要三分之一甚至更低就够了，没有理由不做“海外外包”。 　　对于美国人，问题是2年中1030万高技术职位中有50万要消失，这对已经萧条的美国就业市场确实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以后还可能有更多的高技术职位转向海外。美国就业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这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要重新接受培训或是回到大学上课，重新选择职业。当然，这种趋势也被政治化，成为单边主义的理由，已经有至少5个州有人提出议案，要求与该州政府签合同的项目只能雇佣美国公民。不过，全球化的趋势恐怕不是单边主义能阻挡的。 　　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就不同了：有多少高技术职位会转移到中国来？随着国内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除了正常的大学培养信息技术人才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成立的软件学院。大学扩招，研究生扩招，软件学院新开张，新生源源不断涌入，几年后又将回到社会。海外会有多少高技术职位转移到中国来当然是重要的。 　　可是Gartner的报告只提到这50万职位会转到印度、俄罗斯，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提中国。 　　这是为什么？国产软件，质量不行，名声不好？让我们分析、对比一下中国与印度的软件产业发展情况吧。 起步：几乎是同时 　　1984年，印度拉·甘地出任总理，并很快获得“计算机总理”的美誉。拉·甘地把发展计算机软件业看作重中之重，指导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软件业的优惠政策，并建立班加罗软件园。 　　印度软件业由此起步。1984年印度软件业的数据无从获得，姑且算是0；到1989年，就是5年以后，印度软件业出口总值约为3000万美元；再过5年，1994年，这一数字增长为3.25亿美元，上了一个数量级。 　　几乎是同时，一位美籍华裔计算机科学家——叶祖尧活跃在中国的海峡两岸。在中国台湾，他是李国鼎的高参；在内地，他大力提倡发展软件业。一份以叶祖尧倡议为基础的报告送到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案头。包括万里、姚依林等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都在报告上批示，支持大力发展软件业。我国软件业由此启动。当时启动的项目有：人才培训，在北京大学开办软件工程研究生班；在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两家软件工程实验室，业内通常称为北京实验室，上海实验室。 差别之一：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 　　美国人叫爱德华·约是美国知名的软件工程专家。他认为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印度软件业的支持是印度软件业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约当写道：拉吉夫·甘地“把电信与信息技术列为与传统的钢铁、电力、石油、汽车业一样的核心产业。他积极地支持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成长，放松政府对进口国外硬件和软件的限制。” 　　现在很多介绍印度软件业的文章都把拉·甘地的支持列为印度软件业崛起的主要原因，还有人认为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是印度软件业成长的土壤。 　　因为软件业在我国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历年来我国政府在软件业的投资并不少，强有力的政府采购有效地扶持了国内一些软件企业的成长，典型案例是北大方正与用友软件。 　　但是同样是政府支持，为什么效果迥异？差别就是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 　　拉·甘地精通英语，对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了如指掌，他与软件业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障碍，下情能够上达，正确意见能够得到肯定，及时的正确决策就不是难事。 　　在我国的体制之下，软件业作为一种新兴高技术产业，首先面临的是归口管理问题。这里仅用北京实验室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北京实验室原归国家科委领导，由于软件业归口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北京实验室也不能再归国家科委管理，最终变成中科院软件工程研制中心，现在是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 　　政府决策层与产业界、学术界的沟通在各种体制下都是可能出问题的。笔者曾经采访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吉本斯，他也承认，由于知识及信息层面的差距，就是在美国，政府、国会与学术界的沟通也是难题。 　　1995年到1998年初，笔者负责本报计算机与通信周刊的工作，多次参加软件业的各种会议，并有机会参与发展软件业的相关软课题研究。在此期间，软件业一直在呼吁减免17％增值税，直到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才真正落实。 　　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是这种决策延宕的原因之一。我国确实有一些企业名义上是做软件，实际上是倒腾房地产或是其它生意。然而应当承认，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障碍也是一个原因。 差别之二：发展战略 　　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面向世界市场，发展软件出口。也正是因为这一战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印度造的数据库、操作系统或是开发工具。 　　在迄今无数对印度软件业的分析文章中，笔者仍然以为，当年爱德华·约当（他分别于1989年、1994年两次亲赴印度考察当地软件业）的考察分析是最深刻的。别人后来说的许多话，他1994年早就说了，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轨迹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约当看来，印度软件业发展五年一大进步是在软件业整体的“质”的方面，而非仅仅是数量方面。也就是印度软件业已从1989年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如今的第二阶段。 　　那么这里的阶段标志又是什么呢？按照约当的见解，第一阶段是所谓“bodyshop”，也就是出售廉价而高质量的劳动力，个人洋打工，利用印度当地劳务成本与国际市场的差价来获得软件订单。举例来说，1989年一名印度软件编程人员在本国的月薪大约为200美元，大约是美国同行的1／10甚至更低。印度当年的做法主要是在签订软件开发合同以后派遣人员出国进行开发，这也就是bodyshop的含意。1989年印度软件业出口总额3000万美元中大约有88％是如此完成的。 　　到了1994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3.25亿美元的印度软件出口额中，大约有56％是派人出国完成的。其它都是在印度国内完成的。 　　第二阶段的软件业，就不仅仅是利用劳务成本的差价输出人力了。约当给出的标准是：第二阶段的软件业是出售企业的专长。说得具体一点，第二阶段的软件业就是出售企业经营整个项目的知识和经验，用什么样的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的劳务成本已完全和客户无关。说白了是企业洋打工。 　　要达到第二阶段并不简单：印度的软件企业必须具备完成整个项目所必须的项目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及经验，高质量测试及质量保证方面的能力，以及确保项目能顺利运行的全面的基础设施。这里包括与万里以外的客户随时保持联络的通信条件，以及对客户方面发生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现在的印度软件业达到什么水平？用爱德华·约当的观点看，1994年印度软件业还是软件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软件工程正规军了。印度的软件企业已经有相当规模，有能力承接大规模软件工程项目，并且已经有自己的品牌。美国、以色列等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大都在印度设立开发基地。约当认为第三阶段才是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并开拓有关市场。根据约当的三阶段理论，印度软件业目前应当处于第二阶段后期。 　　我国的软件业发展战略更加类似于美国，而不是印度。通过软件工程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产品一直是主导我国软件业发展的思路。 　　显然，这一发展战略比印度立意更高。因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及产品，是发展中国家软件业的最高境界。在爱德华·约当的笔下，印度软件业发展的最终阶段也不过如此，所以1994年他已经认定印度软件业是美国软件业的潜在竞争对手。 　　可是迄今为止，我国软件业的这一发展战略并不成功。我们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用户，因此更新换代难以为继。 　　我国的软件企业大多是小规模的，规模较大的如用友，开发队伍也不过数百人。 问题出在哪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的战略思路是否有问题？ 　　“现在的情况与10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是处在全球化的市场之中，Internet过两年全都连上了，我们不能再以10年前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世界的View（放眼世界之意）。就像当年日本与美国竞争一样，中国一样能参与竞争，投资不用多，但投资方向要对。 　　我们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产品一直是面向国内市场，一直是向后看，是metoo战略。 　　国内市场有多大？就是在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我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弱，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更是低得可怜。软件市场与经济规模是成比例的，信息化程度与信息化需求也必然与经济规模成正相关。 　　国内软件市场也许能养活几家不大不小的软件企业，但是绝对养不大。我国软件业要想靠国内市场长大，势必远远落在印度软件业的后边。 　　拉·甘地的英明在于他早就明白印度的国内市场不可能支撑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把班加罗定位在世界的软件园！综合印度软件发展经验，希望学到更多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