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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看人文危机

(转帖来源：td99.com)

有位朋友发明了一套具有十足创意的移动通信系统。可惜，这位朋友有些自命不凡，居然敢脱离人文环境而实施创新，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尽管几乎每家联系的企业或投资商都认为确实属于优秀的技术创新并拥有规模的社会需求。然而，在我们为这位朋友缺乏审时度势的创意而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不禁对中国人文环境的扭曲而惋惜，且后一种惋惜更让人感到悲哀。

说起来，朋友的这套廉价移动通信系统相当简单，就是利用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无绳电话之产业基础上，在完善的DECT体系标准基础上增加支持构成廉价移动移动通信方式的协议并对固定电话交换系统增加简易附加装置即可，使得这种系统廉价到仅需要两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覆盖整个深圳市（备注：不考虑超过单基站设计容量的同时呼叫之情形，也不考虑线缆成本），支持移动用户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发出呼叫或作为被叫。

从战略高度则可以说，一旦中国将该类技术商业化，无疑为无绳电话的应用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而对于拥有相关协议标准的中国来说，等于掌握了知识产权的源头，使整个技术核心被西方掌握、同时在中国却拥有全球最大产业基地的无绳电话之生产和消费构成巨大的产业领域。

为什么投资商或企业在认为确实属于优秀的技术创新之前提下而拒绝投资？一个答案：运营商追逐的是高端消费群体，这种廉价的移动通信系统只能用于连“小灵通”系统都无法进入的小型城镇或农村地区，依靠规模效应而实现赢利。然而，正是这些连“小灵通”都无法涉足的区域却占据中国70%以上的地区，拥有占整体70%以上的人口。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无法使用常规移动通信的欠发达地区同样占据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拥有全球人口的70%以上。如果再考虑现代企业管理中对员工内部移动的通信支持需求同样缺乏的状况，这种廉价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谓具有非凡意义的创新。其社会和经济意义绝不在于构造廉价移动通信系统这么简单，而在于为全球无绳电话的应用开辟了一个需求广泛而空间巨大的市场，为中国从根本上掌握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壁垒。对企业，对政府，对社会，对有效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意义也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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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所有的这些意义谁来关心？企业关心小而赚钱快的项目，投资商关注能迅速产生回报的项目，政府虽然倡导具有社会意义的产品，但也仅仅限于出发点。

想当年，当中国电信选择“小灵通”作为其有线网络的无线延伸手段时，即遭到许多专家嘲笑其技术落后的境遇，称中国电信将“东洋垃圾”捡了回来，丢了中国人的脸面，但另一方面，与“小灵通”具有类似网络体系及架构的欧洲DECT系统，却以迅猛的势头迅速在欧洲普及并冲击着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和包括美国与加拿大在内的整个北美市场，其技术体制也被美国的许多先进的移动通信系统和无线局域网结合进去。这种被中国人认为落后的技术，却得到科技文明超前于中国数十年的美国所认同。

看起来，似乎与“DECT”拥有类似体制的“小灵通”也应该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市场才符合客观规律。无奈市场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小灵通”运营局均处于亏损状态（备注：尽管许多城市的运营局声称其处于赢利状态，但基本上没有考虑国家投资的固定电话网络资源的有偿使用，如果将这一部分计如“小灵通”的运营成本，则铁定亏损。即便不计算这一部分成本，也仅仅维持在略微赢利的边缘挣扎）。

DECT和“小灵通”在技术上区别不大，但前者以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而成为五个“3G”标准之一，且属于其中唯一的一小功率移动通信系统，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肯定并完成相应的实验测试且拟定了国家标准CDCT。

这种两重天的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小灵通”存在严重的市场定位问题——主要针对那些希望使用移动通信而又一时难以支付服务收费的群体，属于那种通信业务较少还要占用无线空中信道资源而完成必要的登录以备作为被叫的不时之需，这种“不时之需”也许五天或半个月才发生一次，而其占用系统资源所导致的拥塞故障则远远超过了其发生业务时所交的话费。

然而，接踵而来的舆论导向，更显得中国人文发展方面的危机。移动通信领域里的某著名教授声称：“小灵通”技术最多只能持续五年，言外之意似乎在要求人们“要玩就玩最先进的”。在该教授及一批业界精英的眼中，似乎只有CDMA技术才是最先进的技术。在这种呼声下，“小灵通”的市场定位错误被误导成技术定位错误，以至于基于CDMA技术的移动通信系统在中国风起云涌，从中国联通的CDMA，到西安大唐的TD-CDMA，再到华为的CDMA接入网和中兴通讯的CDMA“小灵通”，基本上属于大规模的单向投入，形成浓厚的泡沫，这一泡沫的基本特征是——人均产值远低于美国的中国，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却远高于美国。这一泡沫的基本特征还包括：一方面大量的GSM移动通信系统资源被用于与中国电信固定电话之间的竞争（不仅单向收费，且费用仅与固定电话费用等同），另一方面却声称发生容量危机，大力投资于拥有超大容量的“3G”通信网络。

纳闷中不禁要问：业界的“技术先进性”呼声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个基本的定义：什么叫技术的先进性？

“技术的先进性”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时髦词，但相信没有多少人去认真领悟本质涵义，总是顾名思义地以为“先行一步的技术”就是先进的技术。在这种定义下，先进技术与“未来技术”相混淆，尽管存在“未来技术就是先进技术”的可能，但并不必定。有些未来技术成了“先进技术”，有些则被人们所抛弃。

卫星移动通信是否够先进？但只有当人们处于无法利用GSM陆地移动系统进行通信时，才存在这种先进性，而在常规意义上的移动通信中，卫星移动模式则不如公众蜂窝系统先进。

科学是客观的存在，而技术则是将科学规律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用于产生具体价值产物的方法。然而，客观存在的科学规律何时被发现并应用于具体的技术方法并不按顺序排列其先进程度，或者说，不存在绝对的技术先进性，只存在技术本身是否与当前文明发展紧密结合的问题，如果结合得紧密，就是先进的技术。

CDMA技术的应用，首先是基于扩频无线通信基本原理的奠定，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技术性能无疑高于GSM系统，但并不等于适合当前社会文明的发展需求，或者说，在当前社会文明状态所反映的价值体系下，CDMA并非“先进的技术”，甚至不如GSM系统。日常中计算1+1=2，人们会因为计算机的参与而认为“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然而从基本的价值观考查，计算1+1=2的最佳实体是人脑，而非电脑。电脑无疑是先进技术的体现，但只有当电脑用于复杂计算的场合，才能称其为“先进的技术。”这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基本前提和哲学概念，其中的关键，就是人们常常脱离价值而评价技术。

如果说房地产领域里存在严重的泡沫，那么中国所展开的大规模通信建设则存在更加严重的泡沫。衡量房地产经济泡沫的标准是“空置率”，衡量通信领域里的经济泡沫则是类似的“资源闲置率”。当中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利用GSM系统资源去和中国电信的固定电话作廉价竞争之际，这种泡沫就开始产生了；当中国联通将大规模的移动信道资源用于街头公用电话之际，泡沫以同样的规模开始涌现；当“小灵通”将其用户群定位于GSM系统用户的下边缘群体时，泡沫就开始加速产生；当关于“3G”移动通信网络系统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则意味着通信领域里的泡沫开始加速膨胀。

与房地产泡沫不同的是，前者资本是社会综合资本，而后者资本则以国家资本为主体，实质上并无区别，但只因为房地产领域属于传统领域，泡沫特征容易识别，而通信领域的泡沫则存在较大的欺骗性，而最具欺骗性的，则在于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广泛的人文危机，因为正是表面看上去的市场规模而推动了这一泡沫的产生。

所谓“表面”的市场规模，便是本文的核心——中国人文环境及其危机支持移动通信以泡沫的形态延续着，支持一群利用短信发送荤笑话、准黄色图像，支持一群利用移动多媒体满足人性空虚的人文趋势。这种趋势也是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那些面对社会经济阔步发展而无所适从者在颓废的精神面貌下而寻求某种解脱。今天的中国，在人们苦苦追求财富的获取并终于导致显著的两极分化之际，一群苦寻财富而毫无着落的群体，开始以一种颓废的状态面对社会（其中包括强烈的仇富心态）。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国游戏市场的兴起和经济走势的联系，会发现与今天的中国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呈现相同的轨迹，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游戏对人性的腐蚀与毒品没有两样。

是危机就必然会得到社会自然发展的纠正，这个道理就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则必然会导致自然灾害的报复一样。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移动短信市场正在逐步萎缩，那些借此打发其财的运营商则面临着各类危机。可以预见，中国今天所经历的人文危机在得到社会发展的自然纠正之时刻，也是诸多产业陷阱毕露之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