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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难有一个部委象信息产业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理由无他，这个部委掌管着中国最有希望、规模最大的产业——信息产业； 　　在中国，很难有一个部委像信息产业部这样备受非议，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产业部委，信息产业部承载了太多的样板意义，其由管理者向监管者的转变步伐不论多快，也注定不能与外界的高期望合拍； 　　在中国，很难有一个部委像信息产业部这样有着这么多的人事变动；成立之初的两部合一和运做过程中高管不断的主动“下海” ，让这个一届班子就出现上10位以上的副部长； 　　信息产业部的沉浮，是中国信息产业从军用转向民用，从命脉工业走向市场竞争主体的变化使然；也是中国经济从大乱到大治，从大封闭走向大开放的间接作用结果。 　　本文穷己所能，遍读公开材料，力图还原信息产业部作为中国第一大产业部委，也是最后一个产业部委的前世今生。 　　前世：一届班子　半世情结 　　信息产业部其实很年轻，1998年3月，由邮电部、电子工业部合并而成，属于当届政府的新增部门之一，至今不过区区5年的光景。 　　不过，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渊源却很深。 　　信息产业这个说法源于一个词：IT，IT的中文标准译名为信息技术，由信息技术支撑并占主导的地位的产业即为信息产业。 　　按照信息产业的定义，由计算机这样的信息处理单元支撑的产业、由互联网、电信线路这样的信息传播单元所支撑的产业都应该属于信息产业；而精密仪器这样的信息输出和输入单元支撑的产业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信息产业，不过，这种划分不切实际，更多的文牍化，毒害很深，电子工业部在80年代后期并入机械部也不排除这种认识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也注定被遗忘。 　　机械电子工业部的成立是个错误 　　1988年，中共决定对国务院机构进行调整、改革。电子工业部与机械工业部合并，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此时已升任为国务委员，合并之后的机械电子部部长则由原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出任。 　　1989年9月7日，首届国际机电一体化博览会召开，不过，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第二届、第三届…… 　　设立机械电子部多少有机械化带动电子化、电子化带动机械化的初衷在里面，也就是至今还广泛提及的机电一体化。翻开那两年的专业媒体，汽车电子的报道不在少数。 　　一位老资格的IT名记在她2000年出版的自传中曾经记录下那段岁月对汽车电子的狂热推崇： 　　“1989年我国汽车产量仅58万辆，当时有关人士就呼吁汽车电子设备如何如何重要，并预计到2000年世界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将突破600亿美元，每台汽车上电子设备的价值平均占汽车总价值的1/3。如果我国获得这个市场的百分之一那就是6亿美元市场。” 　　今天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有300万辆这个量级，但汽车电子的市场却依然没有大的起步。 　　今天的机电一体化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大的方向，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种行政上的拉郎配注定无疾而终。 　　机械电子工业部最终被撤消，恢复成机械部和电子工业部。 　　回到前面提到的两大产业——计算机和电信产业，在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前，分属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 　　邮电部在80年代前是个穷孩子 　　邮电部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服务部门出现的，这就注定它一开始有很强的福利的性质。 　　这也就有了所谓的体制成本之说。 　　这种体制成本表现之一就是邮政部门在90年代后期的痛苦转型，表现之二则是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各种公开场合呼吁的电信企业要建立起共同服务基金，以扶持边远地区的电信基础建设。 　　与后来盈利丰厚、前景光明的局面完全不同的是，1980年以前，整个中国电信业只是一个盈利甚少乃至亏损、依靠国家投资的产业。当时电话资费由月租费和通话费组成，因其过低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转变发生在1980年。国家开始大手笔地将各市话局改组成独立核算企业，同时不再对其进行投资和补贴亏损。作为“交换条件”，国务院给予电信企业一系列优惠政策：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允许地方参与电信业的投资。很快，初装费成了电信企业一笔丰厚的收入。据统计，在1985－1990年间，全部电信投资的40%－50%来自初装费收入。　 　　随后，国家陆续出台优惠政策，允许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交10%，各地可以在长话、电报和邮政等业务中收取附加费等。　 　　国家给予电信业越来越多的价格和税收优惠，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对电信需求急剧增加，使得电信业成为人们眼中盈利前景甚佳的产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通信网络分公用和专用网络两类，前者由邮电部门管理，后者则直属于承建单位，诸如电力部、铁道部以及一些军用部门；这种专用网络在规模上甚至大于公用网络；有数字显示，专用网络的规模是公用网络的2倍。 　　因此，也能理解有铁通、电通等电信之外的通字号的问世，也就有关于互联互通的不断呼吁。理由无他，一方面不同的单位主体都存在如何把资源再度整合的问题，一方面电信行业广阔前景的诱惑使然。 　　不过，这都是后话。 　　中国计算机工业的转折点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 　　计算机工业总局的前身是1976年四机部（第四机械工业部）成立的第三生产技术局，这个局当时定的方向是主管计算机科技开发和生产，郭平欣任局长。 　　郭平欣在此职务上的一大成绩，是为国家谋划了由四机部牵头并由他亲自组织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并使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个工程也就是著名的748工程：1974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开始了一项命名为“748工程”的科研。这项科研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 　　也就是在748工程中，郭平欣发现了著名科学家王选；并最终将已经上马的“精密照排系统”停了下来，重新启用王选的方案。在日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郭平欣和他的秘书张凇平成为王选最有力的支持者。 　　这一决策成就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王选，也为中国计算机工业不可或缺的王牌企业——方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并入电子工业部，成为该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李瑞以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改任该局顾问。 　　历史还记住了计算机工业局一位副局长王之的名字。王之，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84年，他组织的科研攻关小分队（长城的前身），在北京散热器厂的地下室里埋头苦干，终于迎来国产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长城0520-CH的诞生。 　　1986年王之他从副局长的位子上“下海”，担任了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总经理。 　　王之的路在中国信息产业历史有很强的标杆意义，这宗官而优则下海的故事成为中国信息产业部门前世今生中最常见而最容易理解的故事。 　　对此，一种解释是：中国信息产业中的国有成分中有很强的军工色彩，有很多为命脉行业，因此，在这些产业民营化的转变过程中，用一些有官员背景的人充当新公司的负责人成为一种选择。 　　今生：催生公司的信息产业部 　　很难想象，信息产业部虽然只有一届政府，但却有超过10位之多的副部长出现在公开媒体上。 　　九届人大宣布的信息产业部领导班子是：部长 吴基传 第一副部长 刘剑锋 　　副部长：杨贤足 曲维枝 吕新奎　周德强；而最新的信息产业部网站上，领导班子名单如下：部长 吴基传　副部长　王旭东　娄勤俭 张春江 苟仲文；其中除了部长吴基传外，副部长人选换了个遍。除此以外，在公开媒体上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露面的还有一个叫奚国华的名字。 　　吴基传部长将于今年3月的两会上卸任是公开的秘密 　　2002年11月末从北京传出消息：新一届中共中央决定，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王旭东替换吴基传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党组书记的职务。一些国际观察家预计，王旭东将在200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经过任免的法律程序之后，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行政职务。 　　现年56岁的王旭东，在其30年的党政经历中，曾担任各种高级领导职务，其中包括天津市委副书记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外电评论说，这是一名电信“业外”人士替换信息产业部第一领导人。虽然吴基传现在仍然担任部长职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组书记通常比政府部长有更大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吴传基部长的职权，起码退去了一半。 　　由于吴基传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资格，这进一步表明他退出政坛已成定局。 　　吴基传自己也表示，他将在今年3月后不再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职务。2002年12月，在国际电讯联盟(ITU)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吴基传表示,任内勤奋努力,没什么遗憾,并表示对于在中国处于高度发展时期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感到自豪。 　　由于这次在记者会前出现调升国际长途电话接入费风波,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早前更在香港公开批评信息产业部“不懂政治”、“不看大局”、“不懂市场经济”。 　　所以吴基传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吴基传对此明显有备而来,轻松地以“总理上次已对问题讲清楚,我还讲什么”。引得在场记者哄堂大笑,同时,他又重申营运商之间调高接入费,不等同营运商需调高用户国际长途电话费,强调有关调高接入费一事1999年已决定,调高接入费是企业行为。他并未有承认信息产业部在事件处理上不当。 　　1937年9月出生的吴基传于1993年出任邮电部部长,1998年3月出任信息产业部部长。亲自操刀将原来独家垄断的中国电信根据移动、固网、传呼、卫星行业一拆为四,而2002年进一步将垄断固网业务的中国电信,再作南北分拆,形成六加一的基础电信营运商局面。可以预见中国电信及中国网通最后也会获得移动牌照,形成四家综合电信服务商。 　　2000年,同样的会议，同样的场合，同样记者会,市场就中国移动<0941>会否实行手机单向收费讨论得沸沸扬扬，吴基传感受到了市场的压力。 　　这一届的信息产业部，受人攻击最多的是监管不力，不过，这多少有些为难这一届的信息产业部，从一分为四到南北分拆，信息产业部更多的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谋求监管者的定位，这种出发点注定了这一届的信息产业部班子的尴尬评价。 　　在这一届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中，刘剑锋的角色显得有些微妙 　　九届人大后，由朱钅容基签署任命的一大批副部长职阁员中，刘剑锋被安排为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第一副部长，屈居吴基传之下，因为信息产业部是在过去的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该部部长到底应该由前邮电部长吴基传出任，还是由十五大之后已经取代胡启立主持电子工业部工作的刘剑锋接手，曾经是当时的国务院人事难题之一。 　　1984年，47岁的吴基传被从邮电部计划局副局长位置上，越级提拔为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兼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而刘剑锋同样有越级提拔的经历，1986年，他被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从南京固体器件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位置上被提拔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1993年3月，吴基传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邮电部长，长期在电信部门从事业务领导工作，从处长、副局长岗位上步步过渡到副部长、部长，这是吴基传的政治本钱，也是吴最后出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过硬理由。 　　不过，比吴基传大一岁的刘剑锋，说起来从1989年就开始享受正省、部级待遇了（比吴基传被提拔为正部长的时间早四年多）。 　　刘剑锋的一生可以说与电子工业部的两度废立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言，1988年，机械电子工业部的成立，而当年海南筹备建省，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刘剑锋平调海南担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则出任海南省代省长。 　　1993年，国务院又筹备恢复电子工业部的建制。胡启立出任该部部长，刘剑锋则从海南省代省长的位置上卸任，返回北京出任电子部第一副部长。 　　1997年年初，已经超过65岁的胡启立第二次向中央递上请辞报告，被准。中组部也已经派人到电子部宣布了刘剑锋全面接替胡启立工作的中央决定。不过，由于当年的特殊原因，胡启立的名字又在电子工业部挂了一年。但这一年里电子工业部实际上已经是由刘剑锋在主持工作了。按照惯例，刘剑锋将顺理成章的出任新一届政府中的电子工业部部长。 　　不过，由于九届人大的机构调整中撤消了电子工业部，刘剑锋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可能性变成零。 　　在这种背景下，刘剑锋出任信息产业部第一副部长更多是个过渡。 　　1998年8月，国务院宣布任命刘剑锋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在此之前，有说法是刘剑锋将出任原电子工业部旗下最大的企业集团华虹集团的董事长，由此整合整个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企业，不过，这一说法最终没有成为事实。 　　民航行业与电信行业一样，都是垄断行业，都需要破旧立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剑锋出任民航局长，是对这个老资格的部级干部的一种信任。 　　2002年8月，因为年龄超龄等因素，刘剑锋辞别民航局局长，正式告别政坛。 杨贤足开启了信息产业部高官“下海”的热潮 　　刘剑锋卸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调任民航总局局长不到一年，又一位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也离开了九届人大“钦定”的信息产业部班子。 　　1999年5月，信息产业副部长杨贤足被任命为联通董事长。杨贤足系广东揭阳人，1965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有线电系。历任宜昌市邮电局载波室主任、局长，湖北省邮电局副局长，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90年7月至1993年3月任邮电部副部长。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与杨贤足一同前往联通任职的还有计划司司长王建宙（现联通总裁）、原中国电信董事长石萃鸣（联通副董事长）等人。对于这一人士变动，业内人认为中国联通有被“招安”之意。 　　熟悉中国电信史的人都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通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打破电信垄断的一个棋子出现的。 　　1992年下半年，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电信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只有引入竞争，通信产业才能更快发展。 　　1993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同意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并发布了178号文件。 　　1994年7月19日，中国第二家获得电信经营特许权的联通公司，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正式成立。这家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发起组建的、以经营基本电信业务为主的大型国有公司，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它按照有限责任公司运作，挂靠国家经贸委，享有邮电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进出口权。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赵维臣担任第一届董事长。 　　不过，在以后长达5年的时间内，联通并没有像当初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电信强有力的对手。 　　在很多媒体的分析上，认为根子在于资金问题。将铁道部、电力部、广播电视、石油和军队等几个大的专用网连接起来，进行移动通信的网络建设，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　 　　然而，尽管有电子部、铁道部以及中信等总共15家大股东撑腰，但直到1995年，中国联通的资本金仅为13.4亿元人民币，这十几亿元在庞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中国联通精心设计的中中外模式也未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资金问题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问题的全部。 　　联通更多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诞生的，这种实验心理注定联通的起步无比艰难。三部委所掌控的资源与当时的邮电部门也相差相远；联通后期的重生也告诉我们，如果无法与中国电信多年来积累下的公用网络互联互通，注定没有出路。 　　但问题是，中国电信能与联通并肩作战吗？ 　　联通一诞生，就遇到邮电部和中国电信的强力阻击。 　　在讨论联通成立的问题上，邮电部的态度颇为强硬，他们列举了7点理由进行反驳。据知情人士介绍，早在1995至1997年间，邮电部就数次指出“中中外”项目不规范，不过这些“指示”一直停留在口头和内部。而且，由于邮电部和“中国电信”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联通背后站着的是15家部一级的出资单位，不同意见就被看作是不同势力的较量。 　　1998年，中国电信业改组风云突变。联通的主要股东电子工业部已与中国电信的“东家”邮电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联通和中国电信这两个势同水火的公司一转眼成为兄弟企业。　 　　在这种背景下，杨贤足以前邮电部副部长、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身份领命前往让人耐人寻味。与人力资源同时划入的还有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从“中国电信”剥离的寻呼业务部分被称为“国信通信公司”划入联通，账面净资产达68亿。国家财政还为这家公司追加了5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此外，其获准的业务范围也由昔日的“市话”、“寻呼”、“GSM移动”三大项，扩大到包括“长途”、“IP”、“CDMA移动电话特许经营权”、“数据通信”等在内的全部电信业务。 　　从一个（副）部级的位置卸任，然后充当这个部委下的一个大型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成俗的规矩。不过，在信息产业部，这种腾挪有更多的寓意在其中，在信息产业部逐步转变成一个纯粹监管机构的过程中，这种腾挪更多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在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故事在信息产业部的高管中不断发生。 　　周德强　 中国电信一分为四的主导者 　　跟杨贤足一起转变角色的是信息产业部的另一位副部长周德强。 　　1999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成立，周德强卸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出任该集团董事长。 　　按照九届人大政府公布的信息产业部班子名单，周德强排位最末。不过，他所执掌的新中国电信集团却是整个信息产业部最核心的资产。 　　在1999年信息产业部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中，主要动作是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这就是后来媒体广为传播的一分为四的方案。 　　在一分为四的四大电信集团中，最庞大的仍将是中国电信，辖有原“中国电信”本地电话业务、长途电话业务、数据通信业务和国家电信基础网，总资产据在4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用户数达1.08亿。 　　把寻呼从“中国电信”剥出去的工作，其实从1998年下半年就已完成。新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被置于中国联通集团的旗下。 　　更痛苦的剥离，是让“中国电信”放弃被认为最赚钱、最有前途的移动业务部分。“中国电信”曾经非常不情愿，信息产业部最初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有“渐进之想”。但据说是总理态度极为坚决，信息产业部也终于痛下决心。 　　由于当初寻呼集团分离时，所有负担都留在“中国电信”；移动业务剥离时接受了教训，部里确定了“资源共享、负担均担”的原则，而且考虑到固定网的具体困难，还要求移动网多承担了“中国电信”10个百分点的负债率。　 　　当年的“中国电信”还有一大块资产，从未被混为一谈，这就是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一家直属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5年，1990年划归邮电部，后来在1994年中国电信总局成立后，又由“中国电信”归口管理，持有可经营卫星移动通信业务的牌照。 　　相对于移动部分依依惜别的情形，“中国电信”挥别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要容易得多。 　　“中国电信”对中国移动的依依不舍还体现在中国移动的最终领导人选上。最终担任中国移动总经理并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筹备组组长苏金生——时任中国电信副局长兼移动局局长，而是苏金生的顶头上司——中国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在国家部委有过10年正局级资历的前电信官员。有消息说，张立贵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充当的中国移动的总经理。中国移动官员还有心有余悸地说：“筹备小组成员并不完全等于，现任中国电信局局长来领导班子中国移动原有筹备小组组长是苏金生，最后出场的却是主动请樱前往的张立贵，因为做企业领军人物更能展现个人能力。”张立贵来到任后将中国移动做成全球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的成就，证明这种说法的些许合理性。 　　不过，一种更容易被人广泛接受的解释是，信息产业部不愿意看到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之间的对立，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奚国华　 再度拆分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的一分为四只是电信拆分的第一步而已。2002年5月16日，在电信日前一天，中国电信宣布再度拆分，原中国电信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覆盖广东、广西、浙江及西北21个省市；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河南、山东共10个省市的北方部分和中国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与上次横向拆分不同的是，这次采取的纵向切分。 　　其中中国电信的掌门人还是周德强，而奚国华出任新网通掌门人。对此，北方电信、网通和吉通不少员工也略为感到惊讶，因为许多人原先都认为信息产业部另外一位副部长张春江会出任筹备小组组长，最终顺理成章的成为网通新总裁，没想到最后粉墨登场的却是面孔较为陌生的奚国华。 　　人们霍然明白：为什么国务院会在2001年12月宣布奚国华为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信息产业部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为何又增加一个新人选，原来是为新网通有备而来。在目前的三大运营商中，中国电信现任老总周德强和中国联通的董事长杨贤足都出身于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中国铁通的董事长蔡振华也挂着铁道部副部长一职，实力比联通、铁通都强大的网通集团筹备小组组长自然也需要由一位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来出任。这也是一种平衡，或者说已成一种惯例。也许现任的副部长们无意到企业任职，或者说信息产业部离不开现任副部长们，于是一个机会就落到了拥有在运营业十余年领导经验的奚国华身上。 　　现年52岁的奚国华，毕业于于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是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长期在上海电信部门工作，曾任上海市电报局副局长、上海市长途电信局局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电信处副处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后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上海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等职。但让大家熟知奚国华这个名字却是从上海贝尔开始的。2000年1月，奚国华始任上海贝尔执行副总裁，2000年6月起任上海贝尔董事长兼执行副总裁。 　　上海贝尔的工作人员对奚国华的评介是为人平和，在经营理念上颇有开拓意识和先进理念。而对奚国华来说，最值得书写的莫过于同意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一事。2001年10月，阿尔卡特购买了上海贝尔中方股份的10%+1股，又从比利时政府手中购买了8.35%股份，此笔交易达3.12亿美元，阿尔卡特以50%+1股控股上海贝尔，将上海贝尔由一个合资公司转变成一个股份制公司，从而为上海贝尔在国内A股上市铺平道路。 　　奚国华在上海的多年工作经验是被选中为新网通筹备组组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的履历让其拥有了震慑网通集团三大派系的法宝。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这个第四者身份入主网通，不仅使其有进退之身，而且更容易把各派系关系摆平。 　　至此，由信息产业部主导的中国电信一分为六的分拆告一段落，在这一系列分拆过程中，信息产业部输送了三位副部长、电信总局的一正一副两位局长以及多位司长。 　　吕新奎　 掌控最大军工的巨头 　　2002年3月1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吴邦国副总理致信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由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主持。 　　一个公司的成立大会吸引了这么多领导人的参加，多少有人让人惊讶。不过，考虑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是国务院批准的20 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之一，是我国惟一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组建的企业集团这些因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出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就是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 　　吕新奎也成为九届人大政府选定的信息产业部班子中最后一个离去的副部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是在信息产业部直属的46家电子科研院所及26家全资或控股公司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为什么组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内部说法是“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武器装备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部将直属46家电子科研院所及26家合资或控股高科技企业合并成一家集团公司，这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来由。 　　有咨询师认为：“公司注册资本63.5亿，总资产达158亿元，与任何军工电子巨头相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都是最大的。” 从成立大会上要员出席等因素判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军工色彩呼之跃出。 　　至此，在电信运营商之外，信息产业部已经形成了三大产业集团：普天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其中普天集团名气最大，这个由前邮电部直属企业组成的集团公司连年排名电子百强之首。不过，就规模来说，不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还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都不逊于普天，最初成立于1989年1月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由当时被撤销的电子部整体变更而成，规模达到350亿这个数量级；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更是达到年销售额400亿的规模。 　　规模大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值得自豪的地方，但与两个兄弟单位相比，这又成为一个劣势，由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所隶属的科研院所的角色一直是军工电子的“国家队”和信息产业的生力军。长期服务于国防、通信、航天、金融、能源、交通等垄断领域，以前都是从政府拿任务、交任务，几乎不考虑经营、营销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应运而生有很强的时代背景，选择吕新奎这样一位有良好政府资源的副部级干部出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总经理也是信息产业部在这种局面下的最优之选。 　　如果加上行将离去的吴基传，九届人大选定的信息产业部班子在不到一届的光景中换了个遍，而更让人感叹的是这种调整背后是一种主动性的调整行为。 　　未来：信息产业部 自己革自己的命 　　1998年初，新一届政府首脑刚刚就职，“雷厉风行”的第一件事便是“向自己开刀”，40个部委被精简为29个，裁员多达两万人，以主管行业内企业为主要职能的15个专业经济部门成了被裁撤的首要目标。 　　信息产业部的前身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就是这15个产业部门中两个，所不同的是，与其他部门直接转型为总公司或者委员会不同的是，政府反而合并两个部门职能，成立一个新的产业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也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产业部委。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后一个产业部委，信息产业部的最终取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此，一位信息产业部内部官员不无情绪的说到：信息产业部一开始诞生就有撤消的可能。 　　2001年7月，一则来自海外媒体的消息给当时正在流行的“中国电信是否拆分”的悬念增添了另外一重悬念，那就是作为电信业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是否也会被拆分。文章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的话称，信息产业部将在5年内被撤销，其目前的电信网络管理功能将交由国家计委负责，并将整合互联网、广电网实现三网合一，而其他功能则将公司化。 　　转至2001年年底，一个有关拆分信息产业部的更新版本又在业内广为流传。传言的焦点是信息产业部的现有职能将一分为二，其中制造业的管理职能将保留，而电信运营的监管职能将剥离出去交由新成立的直属国务院的电信监管委员会承担，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便有可能是电信监管委员会的一个过渡机构。引人注目的，老资格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调任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曲维枝是九届人大选定的信息产业部领导班子成员，也是信息产业部唯一的女性副部长；曾担任天津副市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2002年秋，关于信息产业部是否被撤的讨论再度见诸报端。 　　甚至有人为信息产业部的改组撤离拟订了不同的方案。 　　其中一套方案就是，参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制度，即将来的信息部，将统一管理国内通讯运营业，包括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网及其他的如石油化工等部门的专用网。 　　还有一套方案是，参考人民银行的做法，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大区，如华北区、华东区等，每区设有一个分部，来负责对该区的监管。 　　虽然这些消息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证实，关于电信监管机构再造的讨论仍然在沉默的表层下方兴未艾。不管是再造中国的FCC(联邦通信委员会)，还是再造中国的OFTEL(电信办公室)；不管是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还是在国家计委这个宏观调控机构之下，或者是由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些神秘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来统一节制；不管未来的名字是电信监管委员会，还是通信管理总局——其中的主线却是明晰的，诚如一家专业媒体指出的：那就是在中国电信被拆分之后，监管机构的再造已经取代上一阶段以反垄断为主要目标的行业重组，成为“后拆分时代”不遑多让的主题。 　　从管理者到监管者，信息产业部必须再度变脸。 　　不过，随着王旭东的到任，关于信息产业部是否撤离的说法开始再度推后。 　　2002年1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了新的任命，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旭东担任信息产业部党组书记。很显然，2003年3月，吴基传的接棒人将会是并无浓厚电信系统背景的王旭东。 　　从2000年6月任中共河北省省委常委、书记，到日前坐镇信息产业部，业内将王旭东称为“圈外人”或者“意外人选”。 　　王现年57岁。1982从天津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工业科技管理系统工程研究班进修毕业后，随即进入天津市委工作，1983年，37岁的王旭东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1993年，王从天津市委副书记一职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000年，王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他惟一能够与信息产业部搭界的，是1976年以后曾在电子工业部十八研究所任职，他一呆就是18年，而信息产业部正是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很显然，选择一位体制外的干部执掌信息产业部为的是彻底改变信息产业部半管理半监管的尴尬定位。 　　在很多人看来，困扰信息产业部第一大难题是单向收费问题，这一问题由于关系到民生，自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初就不断被提及。不过，由于这一政策的出台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两家在海外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所以迟迟未能出台。不过，在巨大的市场号召力面前，各地电信却频出小动作，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闹的沸沸扬扬得广东手机休息站事件就是一个凸显信息产业部监管不力的绝好例子。 　　同样被人诟病最多的电信资费问题，背后隐含的便是价格监管的缺位，直至今日，有关部门对于中国电信这样的寡头垄断者仍然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成本核算。不过，来自信息产业部的声音是：电信业务的定价权很大一部分被国家计委价格司掌控。很难想像，在信息产业部这样的专业管理机构尚且难以获得电信企业完整的成本信息的情况下，一个综合性部门对于某个垄断企业的真实运营成本又能了解多少？分权的架构并未起到制衡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 　　不过，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信息产业部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与广电网络的合并问题，这一问题甚至将成为信息产业部废立与否的最大悬念。　 　　众所周知，信息产业部与广电总局的关系向来比较微妙，双方在三网融合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而日前信息产业部接连颁布的《关于电信业务经营者组建内资合资公司经营电信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开放用户驻地网运营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两个通知，更是将两者的较量推到了前台。在十五计划已明确提出要实现三网融合的今天，人们不禁要问：这对欢喜冤家何时才能尽释前嫌？ 　　在管理体制上，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广电的传输网络到底归谁管理。广电部门坚持认为，根据《广电条例》的要求，广电网络的规划建设和行业管理应归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则认为，按照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统筹规划与行业管理，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就是信息产业部。根据后法优于前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广电条例》的相关规定已失效，因此信息产业部要求广电把传输局分出来，归电信部门管理。但广电部门则以广电网络主要为党政军服务，涉及意识形态为由，称传输局不便由信息产业部管辖。 　　事实上，在九届人大设计的部委调整中，本应由广电总局、电子工业部、邮电部共同组成信息产业部，不过，由于广电总局的更大一部分职责在广播电视的内容制作这个方面，这一部委调整方案最终无疾而终。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将由信息产业部主导这场与广电总局的合并游戏；而广电最近的一系列打造宽带巨头的举动可以更多的看成日后谈判砝码的筹集行动。而最终很可能会重新上演类似网通的重组故事，这个故事肯定要有广电人参与，也极有可能出现一位有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背景的董事长，这个故事的最终是出现又一家宽带服务为主的运营商。 　　这个故事，将成为上届信息产业部班子不断打造产业公司的一个结尾，也将成为这届信息产业部班子最具有意义的一个开头。 　　这个开头标志着这届班子所具有的家长式管理功能从此丧失殆尽；信息产业部班子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监管机构，而这个机构，是不是还叫信息产业部，那就很难说了。 　　信息产业部，很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产业部所做的努力可以看成政府谋求自身角色转变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这种信号传递出的是政府废旧立新的自我革新意识，这种意识正是这个时代最可贵的意识所在。 　　档案链接：重大经济部委调整猜想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三月两会的召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不可避免。这次机构改革将是继1988年和1998年之后，国务院近20年来的第三次较大规模的动作。据国务院有关部门透露，新一届政府的机构改革将不只是单纯地精简机构，而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要求，建立新型政府”。此次削减政府部门数量是为了市场经济的长远战略需要。 　　■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的惟一管理者？ 　　国务院体改办综合司司长范恒山在“中共十六大与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研讨会”上透露，为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将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据体改办的一份报告说，这个新机构将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以及政府聘请的专家组成”，而且这个机构将“不纳入政府序列”。 　　如果以上消息属实，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把多个部委管理国企的职能合并过来，实现资产、人员及事务管理相结合，国资委将成为未来11万亿元人民币国有资产的惟一管理者。而到了地方，按分级行使产权的原则，也会建立起相应的高效的国资管理机制。 　　■ 国家交通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国的水陆空运输线路？ 　　根据一种设计思路，“国家交通委员会”将负责中国的陆、空、水上运输线路等资产。预计现在的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会在影响之中。该机构的设立目前尚有争议。“在本次机构改革中，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短期内实现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的合并不但不会有预想的效果，反而很可能使改革的成本超过收益。”在提及“大交通”构想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董焰说得很直接。 　　■ 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部的升格？ 　　这一机构的设立目前尚有争议。但来自国务院有关方面的消息称，国务院有意将农业部升格，从而确保对“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全盘统筹，总体负责”。由于“三农”问题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农业部目前的主要职责范围显然有鞭长莫及之感。 　　■ 银行监管委员会——接管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透露，拟成立的“银行监管委员会”，将接管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根据一位高层人士透露，目前银监会的建立已经没有争议，只是时间问题，所需等待的将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专家介绍，建立独立的银监会，最终目标是获得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让中央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保持距离。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将成为平行机构，直接向总理负责。 　　中央金融工委一位官员透露，伴随着此次金融改革，出于全局性考虑，业内人事变动的动作可能将超出人们想象。 　　■ 国家发展委员会——大计委？ 　　据相关信息透露，设想中的国家计委在吸收国家经贸委技术改造投资的职能后，扩大成为名称、机构、职能全新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另外据悉，现在的国务院体改办、国务院发展中心等也将一并纳入“国家发展委员会”。 　　■ 商业部——负责国内外贸易？ 　　按照设计，外经贸部主管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及国外经济技术合作三大领域，在与国家经贸委监督价格、市场和国内贸易的职能合并后，组成新的商业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实际已不分国内或国外贸易。有知情官员告诉记者：“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外经贸部合并，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这位官员对此显然不愿多谈。 　　国务院体改办一位正局级官员正在参与此次国家有关部委机构改革工作，他称上述“想法”自有其合理之处：“我国早已经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市场完全地和全球市场融为一体，我国还有内贸外贸之分吗？”他透露，经贸委和对外经贸部肯定要并在一起，名称是不是叫“商业部”还很难说，但这个部委干的是“商业部”应该干的事。 　　■ 重建国家能源委员会——集中应对国家能源安全事务？ 　　该机构的设立目前尚有争议。据悉，研究恢复“国家能源委员会”，与集中应对国家能源或石油安全事务，制定统一安全与发展战略，整合国家力量参与海外竞争有关。 　　在中国近20年来，能源管理机构几经变迁：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能源部，重组煤炭部、电力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煤炭部、电力部。至今，能源行业尤其是石油行业仍缺乏一个完整的行政治理框架，涉及能源管理的部门有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土资源部等十余个部委，但又没有一个部门在管理上具有足够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