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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关村的三代人 侯继勇 雷军宣布离开金山后的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在电话中聊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内，我们一起回顾了他在金山的16年，还回顾了中关村发展的30年。聊天过程中，我与雷军不胜感慨，三十年过去了，中关村人非物也非，沧海桑田。
   中关村大致分为三代。中关村迄今为止共经历了三代创业者。第一代创业者是华夏、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及后来的联想、方正。那一代风云人物包括，陈春先（华夏公司创始人）、万润南（四通创始人）、段永基、王辑志（四通打字）、金燕静（信通创始人）、陈庆振（科海创始人）、王洪德（京海创始人）、柳传志、王选（方正照排发明人）、王文京（用友创始人）。
  第一代风云人物经功不同，命运迥异。最成功的当数柳传志，联想集团成功改制，个人完成了由创业者向投资者的转变。最悲壮的当属王辑志：当其离开四通时，要求带走一台自己发明的四通打字机而不可得。最失败的当数金燕静、万润南。
    当万润南1989年之后远走海外，当金燕静1990年代初因走私被捕时，中关村不仅因触犯道德与法律而蒙羞，还丧失了政治上的清白。对那段历史有记忆的人都用“风声鹤唳”形容那时的中关村，那时的中关村企业与企业家们。那时候，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进驻中关村。
那时候的调查组调查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集体资产流失、投机倒把、走私等各种问题。每一次调查都足以改变中关村、中关村企业的命运。幸运的是，当时海淀区的当政者贾春旺、沈道仁及后来的胡昭广对中关村的企业极尽保护之力，中关村才成为今天的中关村。
   对中关村最典型的责问到今天还耳熟能详：中关村是不是骗子一条街，中关村有没有高科技，中关村有没有挖社会主义墙角？80年代中期，有人大代表站起起来质问当时的海淀区区长：中关村的企业让中科院的院士、科学家，清华、北大的教授不务正业，上街赚钱，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什么？这位人大代表掷地有声地说:他们腐蚀了科学家的品德。
现在，除柳传志、段永基、王选、王文京少数几人外，其余的人大多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知晓。段永基已退、王选已逝，前台唯有长青树柳传志、王文京。王文京与上述创业者不同，用友工商注册时，他拒绝“红帽子”，坚持做个体户。正是这样，他才没有了接待调查组、公司改制等麻烦。
    与第一代中关村创业者多来自科研院所不同，中关村第二代要么是北漂族，要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包括王江民（江民科技创始人）、求伯君、雷军、李儒雄（连邦软件总裁）、王永民（王码五笔的发明人）、吴晓君（CCDOS发明人）、鲍岳桥（UCDOS发明人）、朱崇君（CCED发明人）、王志东（新浪创始人）、杨元庆、郭为、冯军（华旗创始人）等。
    第二批创业者没有科研院所可以挂靠，没有红帽子可戴，从成立的第一天，他们就在中关村大道上摸爬滚打。冯军、王江民们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个体户。但正是这个不好听的名字，让他们获得了可贵的自由与独立，没有企业做大之后需要改制这类麻烦事。
到了今天，中关村第二代同样命运迥异，他们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企业做到一定阶段，成功退出之后作投资，其中的代表是现在的雷军与3721的周鸿祎。第二类是再创业，其代表是原四通利方、新浪创始人王志东，离开新浪之后做了点击科技，还有原洪恩创始人池宇峰，现在为完美时空创始人，公司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身价超过30亿元，还在当年在中关村买巨人汉卡的史玉柱，身价超过500亿元。第三类为继续在前台打拼的人，包括杨元庆、郭为、王江民，王新（瑞星董事长）。第四类为相忘于江湖的人，这类人最多，典型代表是吴晓君，记者多方采访，才知道他在农业部计算中心做顾问。
     尽管第二代创业者命运迥异，但却没有万润南、金燕静那样的尴尬，也没有柳传志需要处心积虑才能完成企业改制的苦恼。
     中关村第三代是以李彦宏、张朝阳、邓中翰、严望佳、周云帆、杨宁、田朔宁、唐越为代表的一代，当第二代人开始在中关村摸爬滚打的时候，他们或者正忙着考托福，或者已经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数年之后，他们大规模回到中关村，并迅速超越前辈。
雷军说他们赶上了好时候，热钱涌进中国，风险投资的概念普及，公司可以到纳斯达克上市。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带着钱回来的，比如张朝阳带回了25万美元，其中包括尼葛罗.庞帝的钱，李彦宏带回来了100万美元，最风光的是亿唐的唐海松，带回来了4800万美元。
最风光的人不见得命最后，亿唐在风光一时之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崩盘退出历史舞台。
而中关村的第二代，大多开发一个核心产品，然后开始铺渠道，开始销售，公司通过滚动做大，套现途径少。中关村第二代在工作方式与资本积累方式方面与第一代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工作方式上来看，杨元背着联想品牌电脑四处找代理，冯军蹬着板车在中关村四处送货，王江民则用麻袋装着KV100在中关村大道旁叫卖。
80年代中期，陈庆振、柳传志、王洪德他们也是这样工作的，因为都蹬着板车的缘故，一般人将他们称为“板儿爷”。
     三十年过去了，中关村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民间力量的崛起，第一代创业者大多是星期天工程师，8小时之内给国家干活，8小时之外到中关村干活，8小时之内磨洋工，8小时之外拼命干，比如陈春先、陈庆振，在其创立了华夏、科海数年之后，他们的编制还在中科院内的计算所或是物理所。这些人大多以戴一个红帽子，挂靠一个国家机构为荣。中关村第二代大多是个体户，与高墙内的科研院所没有天生的血缘关系。中关村第三代则将自己的公司注册在开曼或维京，从一开始，他们的眼界就不止是中关村，甚至不止是中国。
其次是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第三代早已不当板儿爷了，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宝马、奥迪，爱好的运动是高尔夫，甚至办公室里都放着高尔夫球竿，收发、回复电子邮件占据了他们大多数时间，与属下沟通用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高科技、高交率方式。
      再次是资本集累方式发生了变化。创业时，第一代人、第二代人要么自己掏腰包，要么到银行借袋，要么由单位出资（比如柳传志的联想），有赌博的心态，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第三代人则拿着风险投资的钱，花钱不心疼，“烧钱”这个词就是第三中关村人发明的。
    应该还有许多变化，但已经很晚了，我们没有再花时间去总结。 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大环境的变化，第一代创业者崛起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之后，第二代创业者崛起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后，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崛起于“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之后，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中关村创业者们身上的束缚越来越小，他们不需要“红帽子”了，他们不需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调查组了……
    但在雷军眼里，现在的中关村还不完美，因为这里没有天使，这是让那些正在创业的中关村第四代创业者们头疼的地方，雷军的新角色就是为了填补这种空白，雷军说：中关村需要更多的有钱人来做天使，如果张朝阳，李彦宏们也来做天使，那么第四代中关村创业者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雷军认为：国内对天使投资的认识存在误区，天使投资与一般风投特别是后期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天使投资应该是一大批挣了钱的人去投一些企业，一些有潜力的团队，目的在于帮助年轻人成功，在于回馈社会，不在乎退出时能否赚钱。
天使投资人在中国另一误区是投资人在投钱的同时将自己投进去了，参与企业日常管理，雷军觉得这将限制创业者的自主性，打击其能动性，降低其创新能力，应该放开手脚让他们发展，在战略上予以指导就行。他说天使投资的完美典型是当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投资google,从来不向两位创始人要营收，要利润，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google倒闭了也不在乎。
    与硅谷相比，中关村可以说是没有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