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这二十年我们还算顺利”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中,有无数民营企业都最终失败,用友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王文京:我觉得跟公司的经营理念有关系。我们的经营理念中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句话,立足长远、共同发展;第二句,持续创新、均衡发展。我们每个发展阶段,包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立足于要做一个长远的公司,做一个能够有更大发展和贡献的公司,所以我们的策略、思维都是从长远来考虑。立足长远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不是那么容易。基于这种思维来做事情和不基于它来做事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二,我们一直强调持续创新,不是一次两次创新,而是要持续不断创新。同时,不能只顾创新,而不去顾及公司整体的平衡发展。
经济观察报:这种思维是从一开始就有吗?
王文京:应该说很多年前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理念。刚开始的时候,尽管没有总结出这几句话,但也是按照这种意识来发展公司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其他公司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王文京:二十年间有很多很成功的公司,有些比我们更成功。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公司,有些因为体制,有些因为商业策略,有些因为经营结构,但是这些问题背后,是经营理念层面的问题。基于不同理念会有不同的商业决策和商业行为。
另外,跟企业的创办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专注和持续也有一定关系。但是仅仅靠你自己也不够,你还是要有一个团队跟你一起做。
这二十年,我只能说我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小错误还是有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
王文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经营理念去指导你;第二,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要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经济观察报:这种理念有没有动摇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要做一个好人这样的理念,但是很多人没有变成好人。
王文京:(笑)好人还是大多数,很多人还是坚持做。
经济观察报:我想问的是,在二十年历史中,你有没有动摇过。
王文京:有过动摇。1993年和1994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改行去投资别的行业,去多元化经营。但当时我们也没有把软件业务放弃,有一批人在做,我自己要去做房地产。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那属于业务方向的一些思考和尝试,也许当时真的坚持去做房地产,说不定现在发展得更好(笑)。
经济观察报:是怎么调整的呢?
王文京:一是后来整个房地产大势下来了;另一个是发现做房地产业务,跟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做软件。
经济观察报:你从2005年开始做移动商务,这是另一种多元化方案,还是同用友的大方向相关?
王文京:如果你要分得很细,也可以说是多元化;但我觉得软件和服务越来越融合,应该算是比较相关的。
经济观察报:这些重大的决定,你是如何做出的呢?同你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王文京:跟性格有没有关系,我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决定是不是正确,只能相对来说。相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或者如果我们按现在的标准——你觉得现状还可以的标准去看待,我们这个决定还是对的。但如果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还是有很多错误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你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
王文京:怎么说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没有觉得有特别艰难才做出来的决定,虽然也有很多的决定需要协商。我的很多决定,是顺势而为,感觉到应该这样、应该这么发展,然后就这么决定了,没有说觉得很艰难、非要做出什么决定,目前还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感觉很煎熬的时刻?
王文京:还好吧,偶尔会有,但不是很多。创业早期有一些团队波动,那时候有一段煎熬时期,但总的来讲,还没有特别煎熬的时候。我应该说是比较顺利。
经济观察报:原因是什么?
王文京: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总体来讲我们走得还是比较稳当的,没有大起大落。第二,可能跟个人的心态有关系。做企业不可能不遇到难事,但是在对待难事上,每个人的心态可能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你身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使得这二十年比较顺利?
王文京:我觉得可能有几个东西,一个是还算比较执着,坚持做这一个行业。然后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坚持了二十年。第二,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商业感觉还可以。尽管我是学财经的,但是对这个领域的商业感觉,方向上还是可以的。其他的我觉得要靠大家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做各种决定时,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错了怎么办?
王文京: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决定100%正确。如果发现错了,及时修改过来,也没有什么。像我们当时要去搞房地产,后来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去做,调整回来之后,我们就更坚定了做软件。
经济观察报:在过去二十年历史中,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
王文京:我觉得要划这样的点的话,最大的一个点是1988年创立用友;第二个点,我认为是我们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从财务软件往ERP管理软件转型;第三个点是公司上市;再一个,我觉得去年我们做的员工持股工作也是一个关键点,我们有1000名员工开始拥有公司的股权。
“商业不仅是一种思维,它更多的是一种实践”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前的王文京和二十年后的王文京有什么变化?
王文京:我没有这么去思考过,如果说有变化,就是现在要从容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刚刚出来,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心态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急迫的。现在从容一点,也可能跟年龄有关系,说明我还是正常的。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做公司没有让你变得不正常。
王文京:对,我基本正常。
经济观察报:那这二十年里,你的学习方式是怎样的?
王文京:学习还是来自于客户、商业伙伴,还有周边做的更好的标杆企业。很多东西,包括对市场的判断,我觉得是来自于客户的。跟周边的企业平常会有一些交流,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一些东西。
经济观察报:比如说呢?
王文京:一些战略方向上的选择和判断,很多最终来自于客户。坐在办公室里面判断不出来;我们国内有很多商业伙伴,他们对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建议,包括批评,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还在花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客户吗?
王文京:每周至少要见两次以上,因为我觉得不见客户可能会有问题。
经济观察报:很多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很好的创业者,但却不一定是很好的企业家。你自己如何完成这个转变?
王文京:这个界线很难分出来。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没有完成整个创业过程。实际上,我们的创业不仅仅指的是最初始的建立公司,企业的整个发展,始终是一个创业的过程。比如说开始我们做财务软件,然后开创管理软件业务,现在我们开创在线服务、开创移动业务,其实都是创业的过程。
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至于你是不是企业家,那是外界给予的评价。我一直认为,我现在离企业家还有很大差距。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企业家的标准是什么?
王文京:我没有很清晰的标准。但真正的企业家,我想起码他所领导的企业,在行业内一定是领先的;在发展水准上,应该是世界标准的;发展的规模,也是要达到相当量级的;这个企业是要有很好的文化的;这个企业必须是长寿的;然后这个人,在企业整个建立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还有,应该说除了家庭生活,他全身心都放在企业和事业上。起码是这样一些标准。
经济观察报:那么,好的领导者是什么标准?
王文京:我觉得,第一要有很好的远见;第二自身要有很好的精神;第三,他有很强的团队组织领导能力,他能很好地去建立一个组织的文化;另外,他对所处的行业是精通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符合吗,或者谁比较符合呢?
王文京:我正在往这个方向上努力。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会思考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吗?
王文京:我相信他们会思考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从实际事情,而不仅仅是精神层面去思考。比如说他要怎么样对待他的客户,怎么样对待他的伙伴,怎么对待他的股东,他自己想做成什么样……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思考的很多东西,就是企业家精神所要求的。而且不光只是一种思维,更多的是一种实践。
经济观察报:对你个人而言是这样吗?
王文京:我觉得企业家应该是思想和行动的结合。
经济观察报:你还会思考一些类似于此的比较宏大的问题吗?
王文京:有的时候我会思考,民营企业这样的组织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个组织里面关键的组成者,比如说客户、员工、伙伴,所在的社区,政府和社会,这样一些群体或者叫利益相关体,你应该如何去对待?你要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和思想去对待?包括怎么处理同客户、员工和股东的关系,这是企业中最基础的三个关系。我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也会思考公司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
经济观察报:思考出的结果是什么?
王文京:我觉得有些问题,已经在我们经营方向上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的经营方针里有一条,叫客户满意、员工发展、股东增值。
比如说讲到社会发展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从两个人的公司变成7000人的集团公司,我们应该说对中国软件产业有一定的贡献。我们现在做的管理软件,实际上是在为全国大大小小的60多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为它们的信息化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感觉是蛮好的。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你的成就感主要来自公司?
王文京:从我来讲,成就感主要来自于服务的企业,因为其他我也没做什么,也找不到什么成就感。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创业初期,都是饥饿感在驱使。但到了今天,你的动力是什么?
王文京:刚开始的时候,除了要改变自己的状况,我当时最大的动力,还是想创办一个企业,去发展它,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今天对我来讲,动力是怎样把用友从目前的水平发展成世界级的软件企业。在国内我们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国内或者亚太区已经走在前面,但这还不是我最后的目标,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把用友发展成世界级的软件企业。我觉得用友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的梦想。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会蛮惬意的。
经济观察报:这个说法很公关。
王文京:你可以问用友内部,我很多文章都是这么讲的,这是内心的感受。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而且是现代产业,不是传统产业,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也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一定要在学习欧美、日韩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走出一条新路。这也是为什么用友2008年提出客户经营的策略。我很清楚欧美的软件企业怎么做,他们的商业模式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也很清楚,他们的商业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建构起一个比他们的商业模式更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如果还按已有的商业模式去经营,我们可能很难超越。但如果创新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最后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超越它们了。
经济观察报:你凭什么认为客户经营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超越国际上的对手?
王文京:信心来自于客户,我很多学习来自于客户。用友第一次转型,从财务软件往ERP转型,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今天客户要求的,不再只是说你有一个好的ERP给它就行,还要有一个好的服务,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服务。客户这样的要求,促使我们转变商业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希望为客户提供全面、深入、主动,而且是长期的服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转到以客户为中心。而且这个转移,不仅仅是理念上的,它需要一个经营体系,从经营理念到业务流程、组织架构、资源配置一整套系统的支撑。
“商业是作用于社会的最有效率的方式”
经济观察报:坦率的讲,你觉得商业枯燥吗?
王文京:商业不枯燥。比如我觉得写作很不容易,但是你兴致盎然。商业是一种很积极的力量,可以为社会创造很大价值。它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它对社会有很直接的效益和价值,也很有意义。
我之前是机关干部,做了若干年企业之后,我开始去体会什么是商业,什么是企业。最后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所谓的商业或者企业,就是用商业或企业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高效率的机制,去从事某一项社会事业,本质来讲就是这样一回事。就好像学者做研究、政治家理政一样,企业家做商业,就是去构建某一项社会事业,而且同时创造财富。
他们采取了企业或者商业这样一种机制或方式,去从事这项社会活动。因为,这样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率的。比如说用友,它是一家软件公司,是商业,同时也是一项事业,我们在发展中国软件业,只不过我们不是通过研究所的方式,而是用一个企业,用一个盈利的、可以增长的方式去做。我们这样做因为这种方式是最具效率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王文京:我觉得,它的本质就是这样。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要参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只是大家参与的方式不同,如果我选择学者的方式,我就用研究的方式参与,如果我选择做公务员做政治家,那么我就用政治的方式去参与社会运作。但我选择经商,选择企业,用盈利的方式去参与。
第二,我发现,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司,一定是在它所处的时代,对社会做出了最大贡献、创造了最大价值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就会成为伟大的公司,就会成为世界级公司。比如当年的福特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家全球范围内的伟大公司?因为福特当年把汽车变成了日常消费品,把一种交通工具引入了每个家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IBM为什么成功?因为它的一套系统,把全世界运转起来;微软为什么成功?微软把信息技术普及到每一张办公桌上、每一个家庭内,提高了人的办公效率,带给人新的工作方式。所有伟大的公司一定是在它所在的时代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而且商业也不可能枯燥。商业天天在变,时时创新,不确定性很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在王文京的内心世界中,一定有一块庞大的角落,很少为人触及。在中国商人中,他处于低调和张扬之间,个性柔和但却坚韧,总是在不动声色间悄然胜出一筹。
他是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988年,他和他的伙伴苏启强创立了用友公司,而且颇有远见地将这家公司注册为“私营”,这避免了日后困扰了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用友也是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
随后,这家公司先是成为全国财务软件市场的第一,然后又成为中国管理软件行业的领航者。今天,王文京开始频繁地谈论用友如何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企业。
在谈论公司的历史时,王文京认为自己和用友出人意料地顺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友20年的历史就是一帆风顺,只是中间的很多波折,当王文京再谈起时,都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轻松打发。比如,1994年,创业伙伴苏启强决定离开用友,王文京的决定是用自己的钱将苏启强的股份全部买下;比如,王文京曾经和其他人一样,无法抗拒来自房地产市场的庞大利润的诱惑,决定涉足房地产业,最后却铩羽而归,他谈起此事时毫不避讳,但也不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考验 (他甚至对我开玩笑说,如果当时决定坚持做房地产,说不定现在公司也很大了);再比如,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都有印象,王文京在谈论竞争对手时的口吻,从来都是一种淡定态度,似乎毫不在意。
即使我们认同王文京的说法,用友过去的20年出人意料地顺利,那么,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什么用友和王文京能够成为例外,既然所有的创业公司面临的问题他们都会面临——本土竞争对手的压迫式进攻、跨国公司强势进入本土市场、创业伙伴的离去、资本市场的阴晴不定、国内国际商业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再者,对于个人而言,在20年的商业生涯中,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波澜?商业对他个人的改变如何?他如何避免大的失败?他个人的性格在公司出人意料的顺利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他圆润和波澜不惊的面孔之下,隐藏着怎样一个灵魂?对他来讲,商业的秘诀仅仅在于不犯大的错误吗?即使如此,他又如何能保证自己远离能够形成毁灭性打击的错误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那些正在书写商业史的作家。据说,当撰写用友公司二十年历史的记者翻看完用友保留的公司资料后,为这家公司历史的平淡感到惊讶;而王文京在记者圈中的口碑则是枯燥——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很多记者都认为你很闷,他笑着回答说:“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想让我讲故事,可是我又实在不会”。
但是即使如此,那些认为他有些枯燥、或者心头困扰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的记者也不能否认,他已经全力以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在面对每一次访问时的认真和耐心是罕见的,即使谈话已经进入尴尬的窄路,旁观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空气的凝固和话语的僵硬,他也仍然能够满脸含笑问:“还有什么问题?”
他早年的履历是:15岁上大学,19岁进入国务院下属机构做公务员,24岁辞职时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我们所知的他24岁之前的历史基本上由这几句话构成。
他很少提起他的早年经历,但这简单的履历已经足够表明他的早慧和少年老成。他进入大学,以及他到国务院机关工作,都足以构成家乡的新闻事件——他对我说,在他到机关工作时,家乡的人开着一辆大客车,送他去坐火车。
这其中隐藏着很多遐想空间。一个农村出来的年轻人,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一切,自不待言。更绝妙的是,虽然他15岁之后出人意料地顺利,颇能同现状共处,但他竟然没有成为共产党员——毫无疑问,这个身份能带给他更多的便利;而他的聪明、早慧和成熟,也应当让他从大学开始,就成长各级党组织想要吸纳的对象。
他对家乡的感觉浓烈却无法言说。现在,他把用友的一个呼叫中心放到了江西,他的解释是,“这纯粹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他的同事则说,每次家乡有什么事情找到他,只要有时间,他总是不跟大家说,悄然飞回江西去参加活动,或者捐出一笔钱。他曾经提到过,他对乡村拥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感情。但是,当我传给他一份关于家乡的问题时,他却拒绝了我的访问。
他对自己的公司更抱有无限的热情和信心,正像亨利·卢斯从没有出卖过时代公司的股份、山姆·沃尔玛从1970年沃尔玛上市到1992年他去世从未卖过自己的股份、沃伦·巴菲特1965年买下波克夏·哈萨威公司后也没有卖过公司股份,王文京财产中规模最大的那部分就是他持有的用友软件 (60058的股份——他通过自己控股的公司如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来控股用友软件。他说,通过股权计算他的身价毫无意义,因为他根本不会出售股份,将之变现。
他对商业有着自己的思考,从自己的公司在中国商业史上所处的位置,到商人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再到商业最终的意义,他都有所思索,但却极少对人言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上海花园饭店第一次见我时,对我宣扬的他对商业和伟大公司的热爱。“为什么福特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伟大公司?因为福特把汽车变成了日常消费品,把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引入了每个家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GE能够成功,并且成为一家伟大公司?因为在起步的时候,它用电灯泡给全人类带来了光明;IBM为什么伟大?因为它的系统把全世界运转起来了;微软为什么成功?因为微软把信息技术普及到每一张办公桌上,普及到了每一个家庭,带给人类全新的工作方式。”他说。
在我对他的最近的一次访问中,他说,他全部的成就感都来自于自己所做的这家公司,因为“除此之外,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别的事情”。在这点上,他同很多表现得颇为自信和天赋逼人的商人不同。索尼公司的大贺典雄曾经在退休时说过,“我最大的意外是,我竟然能够在一个我本无意从事的行业走到如此之远”。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则说,他在商业上并无成就感,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才做成现在这样”。但是王文京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这同他对商业的思索相关:商业是作用于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而用友正是他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方式。
但是他的所有言论仅限于此,他乐于展现出由公司战略和个人雄心构成的现实图景,也乐于描绘自己的世界级梦想——他的同事称他为行动着的梦想家,但记者们乐于打探的商业背后的争夺、人性的贪婪和焦虑,在这里从未出现。他似乎从不抱怨,对现状毫无不满,而且总是在前进。
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将王文京描述成一位头脑冷静、并且善于保护自己的商人。他深谋远虑,能够在危机到来之前就意识到它,并且能将它消解于无形之中。他能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和中国政治环境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却不伤害到自己。在他的办公室内,既有他同中国政要的合影,也有《商业周刊》将用友评为“亚洲之星”的报道的大照片。他似乎从来不是一个明星,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忽略他。他总是以单一的形象出现在媒体面前:干净的深色西服和白衬衣,大多数时候都系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属框眼镜,满面谦和笑容。但也有证据表明他或许极为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有一次一个记者描写他仍然在使用一款老款的诺基亚手机,王文京看到这段话之后,从此再也没人看到他再使用这款手机。
或许,他内心深处的隐秘世界无人能够探询,除非他在某一天,突然绽放出孔雀般的炫耀之心,愿意重新讲述他的生存智慧和他貌似顺利的经历,正像某些商人非常乐于去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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