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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买一条128M的惠普内存条，你愿意付300元还是600元？而如果有人居然贵20倍，用6247元去购买，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二百五？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正是这样，他们还对记者称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采购的。

一条128M的内存条，地球人都知道大概价格，即使是名牌产品，也不可能比普通产品贵上几倍、十几倍。一部普通的惠普打印机不过三五千元，岂有可能“酱油贵过鸡”，内存贵过整机的道理？脱离现实如此之远，什么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

至于说“程序合法”云云，程序如何，合的是什么“法”，不得而知，也用不着去深究。如果程序真的“合法”，最后导致既不合情更不合理的结果，这种“程序”与“法”也是有悖常理，值得怀疑的。

政府采购的目的何在？除了集中采购、阳光采购防止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贿受贿、损害公共利益外，还有一个经济目的，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相同的产品及服务。事实上，政府采购以良好的付款能力及大批量，完全可以取得价优势。而事实似乎正好相反，政府采购中价格信号完全被扭曲，屡屡出现“价高者得”的反市场行为。

对此，被曝光的政府采购者理由多多，什么“品质好”、“包括后续服务”、“特殊要求”、“专供政府”，甚至于为了把“预算花完”也成为理由，不一而足。其实，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不了权力铺张，权力自私，甚至是假公济私的真相。政府采购吃“回扣”，已经不是什么“潜规则”，几乎成了人人皆知的“明规则”，没有利益输送，想在政府采购中中标难于登天。

政府采购反市场规律怪象，先决条件是政府有钱花不完，不久前媒体刚刚曝出，今年余下的两个月，政府将有3.4万元亿的财政预算要突击花完，不买贵的，不铺张浪费，钱怎么花得完呢？不久前，湖南省直机关买钢琴，面对公众“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质疑，就非常坦荡地说是为了花完预算，这样的预算，这样的花钱，政府采购焉能“嫌高爱低”？

表面上看，现在的预算制度鼓励挥霍财政资金，谁会花钱给谁的预算就多，谁不挥霍谁就会被预算卡脖子。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开支比预算节约18个亿元，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而挨了批评。既然财政给了钱，执行单位就得想办法把钱花光，花光为王，方法不限，这也是一项规则。

但比预算制度“逼良为娼”更为根本的，是政府预算过份充裕，给了各级官员“钱多”的假像，并产生了挥霍的压力。中国的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发达国家十分之一，我们是财政穷国。但在现实中，发达国家政府受到议会政治制衡，政府预算总嫌不足，有的政府要裁员，有的政府差点关门。而作为财政穷国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政府不仅要在年底突击花掉3.5万亿元，而且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预算充裕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财力不足”。一方面，各地大建豪华政府办公楼，“三公消费”惊人；另一方面，全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欠债严重，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GDP4%的承诺长期得不到落实，医改没钱，农村养老和医保缺钱。片面的预算充裕，导致财政资金流向失衡，使预算充裕与预算匮乏并存，没钱的民生项目所在多有，而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也在大干快上。

出现类似现象的根源，是政府既管花钱又管拔款，在政府自利冲动之下，预算分配趋于不均衡。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预算都是代议机关拍板，本质是利益相关方的政治博弈，政府只是预算执行者。而我们是决策、执行尽操于政府之手，自然就是政府想买什么就给什么多拔款，结果就是“三公消费”、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充裕，而且是充裕过度，这可以归结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其次是，政府花钱不受实质性监督。人大监督，要么官官相护，要么投鼠忌器，要么存在技术困境，监督乏力。而公众监督，不得其门而入，更不可能前置，偶尔曝光政府采购的丑闻，也是“深喉”所为。按通行做法，政府采购应采用“公众监督+财政审批”的监督模式，财政部门应将采购预算在相关网站上公示，如果公众有异议，要重新调查论证，以有效规避“审批关”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零星的事后监督，是无法形成约束力的。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关部门愿意。

花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要让纳税人看得见，这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基本伦理，但愿管理者明白这一道理，不要再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