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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晋康发：驳赵南元、方舟子（之一） 作者：高春辉 2003-5-11 0:55:45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此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id=7204）的出现（首发新语丝），这个文章影响还是不小了，在博客中国，这个文章的评论应该是我注意到的文章评论中比较多的一个，在新语丝也有人再评了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这里（http://xys.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sars104.txt），我找到了郑军，通过他把这个事情传递给了王晋康和其他科幻界的人士，今天，反击的文章来了，我转贴在这里，希望广而告知吧。喜欢科幻文学的朋友可以来我的网站（http://www.paulgao.com.cn/）下载郑军的“科幻文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 　　　　　　　　　　　　　驳赵南元、方舟子（之一） 　　　　　　　　　　　　　　王晋康 我年纪大了，不太上网，曾有一封答哈佛某中国留学生的信谈及一些观点。昨天朋友告我有赵、方二人批我的文章，在这里做一答复。方舟子在文章中有一些有失体面的谩骂，表明他还没有学会做人的起码礼貌。不过我不想恶言回敬。我看过方的一些文章，虽然他骂人成瘾且驳难过于草率，但他反伪科学的初衷值得赞赏。我希望这次讨论能尖锐坦率而不逾度，如果赵、方二人真能把我驳倒，我认输就是，在真理面前低头并非懦弱。动不动就骂别人妄人、小丑，只能是自失体面。 我在那封信中宣扬的基本是“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是以达尔文医学来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我的观点的形成，最早始于八年前看到安徽蒙城民间医生王右三的一本书＜我的平衡医学观＞，当时颇有相见恨晚之叹。其后又看了阿西莫夫、古尔德等人的书，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直到看了“我们为什么生病”这本宣扬达尔文医学的书（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第一推动丛书，作者尼斯和威廉斯，译者易凡和禹宽平）才发现，原来我自以为是千思一得的观点，人家早已基本体系化了！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译者之一禹宽平的译后记“后现代医学的反思”写得相当出色，某些观点甚至比原文更深切精到，完全可当成一篇独立的隽文来读。 我先把本书一些宗旨列出来，对理解后面的内容会有帮助。 1　该书中贯串始终的思想是：一切生物的功能设计都能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医学也应由达尔文主义来指导（后半句不是书中原话，作者在这方面很谦虚）。禹宽平的后记中说得更清楚一些：医疗是针对个体的，但个体处于进化着的种群中。非达尔文医学的缺陷就在于它从未对疾病作如此整体性的反思。 2　人在对付疾病方面的脆弱性来自于自然选择过程的基本的限制。这句话稍显晦涩，说白了，就是说疾病是人类永远无法豁免的痛苦。我们的身体只是自然选择留下的一个折衷方案而不是最佳方案。 3　作者赞成多元化观点：把进化论生搬硬套到人类中是不对的，因为人类毕竟有其它生物所没有的科学技术、道德伦理在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但在医学中根本不考虑进化论同样不对，因为人毕竟是生物，总体上还是受自然选择的制约。 4　作者赞成多层面地看问题，特别提到疾病的近因和进化史远因。比如，人的免疫机制究竟如何对付病原，具体过程是什么？这是近因研究的问题。但人的免疫机制为什么不能彻底战胜病原而只能达到动态平衡，为什么还会有过敏？这是进化史远因研究的问题。 非达尔文医学则一般只考虑近因，所以常有见木不见林的缺点。 5　达尔文医学重视的是全人类的遗传特性而反对夸大人种间的差异，这就与优生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限。 我对以上观点均极为赞同，也有个别不赞同之处，后边再谈。 作者还强调，达尔文医学尚处于婴儿期（只能算是潜科学吧），还不能用于临床医学。它也不是取代现代医学，而是在一个科学体系上补充一些曾被忽视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全面的鸟瞰，不拘泥于所有细节的准确。它的思想方法主要是思辩性的而不是强实证的。 我希望这些话能引起赵、方二人的注意。因为他们二人常常是拿强实证的思维（理工科思维）来挑战思辩性思维，而忘了这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 下面我就用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来对现代医学做一个反思，基本观点在我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今天稍稍展开来谈。 一　医学是否对人类的自然进化造成了干扰。 先复习一下进化论的基本观点：1　生物的遗传物质会发生随机性的变异（人类约为百万分之一几率），这种变异大部分不利于生物的生存，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变异有利。　2　生物繁衍的数量远多于能存活的后代数量。这是个残酷高效的死亡之筛，使生物的进化沿着一个看似定向的方向前进，而随时剔除不良基因。 进化实际又可分为两方面：1　前锋工作：使生物性状越来越精巧化（像人眼和乳房的精巧化）以适应环境。注意，我这里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实际上生物的进化充满了历史错误、折衷方案等。寄生虫很多功能退化同样是适应环境。　2　后卫工作：依靠自然选择机制随时剔除大量产生的遗传错误。不过自然选择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在生育期前表现的遗传病基因能够较有效的清除（也不是全部，比如婴儿猝死率仍在千分之一），生育期后表现的遗传病基因就难以清除，但死亡之筛能控制它们在全人类的比例。这里还涉及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关系，不能细说了。正像我在文前所说，思辩性方法常常只需勾勒大势。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进化似乎停止了，这只是因为人类有文字文明史只是万年以内，生物进化的时间却是以十万年、百万年为单位。文明社会建立后唯一明显的进化是抗病能力的进化，因为病原的进化是以月计算的，人类的免疫系统也只能以快制快。欧洲人带去的天花和流感曾使美洲和澳洲的土人死去十分之九，剩下了有抵抗力的个体，那么从群体上说，他们在一两代人时间就完成了特异免疫力的进化。这种免疫能力的进化如果再细说又能分两方面：一是具有特异免疫力的基因被繁衍，这种免疫力是能遗传的；一种是患病个体得到病后免疫力，体内抗体浓度加大或者免疫系统反应加快，这是不能遗传的。赵、方二人说抗天花的能力不能遗传，就是只考虑了第二种机制而没考虑第一种。实际上，历史上的宏观例子举不胜举，像汉族人的抗天花能力高于刚进关的满人，澳洲今天的土著人不怕感冒（指非变异感冒）。所以，关于抗病毒能力能否遗传，哪怕一个人根本不了解免疫机制，仅仅根据历史事实也能得出结论，我真不明白生物学专业的方舟子竟连如此简明的事实都看不到！在这儿，他们真是把“见木不见林”的理工科思维用到了极致。 但医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极度昌明干扰了这种进化。其一是延缓了具特异性免疫力的人群拓展为优势种群，这一点上次信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再说了。另一种干扰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剔除遗传错误”的工作停滞。阿西莫夫举了两个典型例子：糖尿病患者如今只用每天服胰岛素就能终其天年，苯酮酸尿患者只用控制食物中不含苯丙氨酸就能不发生智力障碍，那么这两种遗传错误就不会再被剔除。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不使用医药，这些遗传错误也能保持一定的几率，这是由其它因素而致（比如苯酮酸尿胎儿可能不易流产），但医学肯定加大了它们的生存几率，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晓的事实。 赵南元讥讽说：这是进化论的当然结论，一夫一妻制更能“干扰人类的进化”！这种反驳真是无事生非了。我完全同意，不光医学，其它如人类的婚姻制度、生活环境、生育政策等都在干扰自然进化，或产生新的疾病，比如如今生育较少的妇女容易患生殖系统癌，等等。既然赵的这个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你有什么可驳难的呢，仅仅为了显示你的语言能力？ 但不要以为赵先生真的懂得这个观点。当我述说“对阿西莫夫观点的震动”时，赵颇不为然地说：有什么可震动的？看来赵的悟性真的不够，那我不惮其烦地告诉你吧： 这个观点实际意味着，人类辛辛苦苦创建的医学，还有人类十分珍重的人道主义，正引领人类走向一条与自然进化背道而驰的路上。这条路上充满危险，科学今天的胜利会变成明天的灾难。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条路绝对地不可逆转，即使采取再明智的措施，也只能是程度上的修正而非根本方向的改变。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宿命的悲伧？译者禹宽平就能充分感受这种苍凉，他在译后记中说：现代医学能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佯谬。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思索。 请赵先生把禹宽平这句话多读两遍，细细琢磨吧。我们的诺亚方舟正上演欧比里得斯的回肠荡气的悲剧，而赵南元先生却像一个急着出去打弹子的不耐烦的孩子！也许这就是理工科思维和思辩性思维的区别？ 没有人说要回到蒙昧时代，去穿兽衣住岩洞忍受天花和黑死病的蹂躏。人类从掉了尾巴之后就斩断了后路，禹宽平先生也有一句形象的话：没有我们能退回去的伊甸园。我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赵南元却非要制造一个假靶子再去攻击，真真令人无奈！ 不过，虽然我们必须发展和依靠医学，但并不等于不去反思医学的缺陷。如果上述的干扰继续下去，直到人类的大部分都得靠胰岛素、无苯丙安酸特制食物、心脏起博器、基因手术才能生存，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健康保障经费有四分之一花到临终关怀上，这个数字暂时还能接受，但如果这个数字上升到四分之三呢？会不会造成医疗体系的崩溃？ 这里牵涉到两个根本性的观点：在现代医学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人的自然进化是否会（或者应该）完全停止？医学手段是否能包打天下，让人类完全靠药物药械保障健康？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是：决不可能。可惜的是，不少中国知识精英对这些观点全无概念！ “我们为什么生病”这本书中我唯一不赞成的观点，是“医学的目的是救助个体，而不是去救助人类”。如果持这个观点，作者就抽去他的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估计这个观点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吧，西方社会十分看重个体，作者大概不愿被人贴上“社会达尔主义者”的标签。译者禹宽平可能不太赞成原作者这个观点，在译后记中有一个较隐晦的说明：医疗是针对个体，但个体的人处于进化着的人群中。这句话其实是对原作者温和的校正。以上两点分析不一定符合作者译者的原意，谨此声明。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医生的目的是救助个体，而医学的目的要兼顾个体和人类整体的利益。这仍是那个深刻的佯谬：每个人哪怕有遗传病也渴望留下自己的亲骨血，但如果整个人类的基因库由于医学进步而充斥着不良基因，又非我们所愿。不要说什么基因手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种手术从本质上说仍是“剥夺个体的生育权利”（他的遗传物质被改变了），按现在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它仍是反人道的。不要认为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谈，它牵涉到我说的一个观点：现在对于医疗效果过于求全的苛求，已经变成了医学发展的桎梏。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无解，如果赵先生的智慧能够解决，就请详加论述吧。 二　病菌与后抗生素时代 ＜我们为什么生病＞中说，人类免疫系统和病原之间的进攻与防御、欺骗与反欺骗是一个永远不能结束的过程，其对抗性、浪费性和毫不仁慈的破坏性，只能用“军备竞赛”这个词来形容。甚至过于强大的免疫系统会伤及自身，造成红斑狼疮、风湿热、席邓汉舞蹈病、花粉热等病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类在自然选择中不选择一个强度适合的免疫系统呢？这只是无奈的选择，免疫系统为了足够强大以便在病原进攻中胜利，不惜保留这些副作用。 但今天，医学已经把我们同病菌的搏斗交给抗生素了。抗生素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医学胜利，谁说不是让他得炭疽病肺结核试试。但赵南平说：“没有抗生素，什么病菌都是超级病菌，没有抗生素我们早就失败了，”说得也过于绝对。不要忘了，人类从猿人算起已经近千万年，而抗生素从1796年才有，仅仅200年。上千万年人类怎么活过来了？那位安徽民间医生王佑三有一个基本观点：原始人本无医，传代千万年。这个观点尽管粗糙，其内在意义值得深思。今天地球上还有很多群居性哺乳动物如海豚、角马等，也没有在与病原的斗争中败阵，这对于我们应该有所启迪。 但我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回到无医药时代。原因无它，人类的发展改变了环境，密集化居住和人畜禽共处加速了病原的进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带去的天花和流感使美洲澳洲的土人十室九空，而土人反向传播的疾病只有一个不太致命的梅毒。这个历史现象有力证明了人类进步对病原进化的强化。既然这样，我们当然要依靠医学来与病原作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时刻不忘医学的局限性。1969年美国卫生总监洋洋自得地说：人类已经到了“可以把传染病学收起来的时候了”。但到90年代，美国科学家柯亨说：我们不得不考虑人类已经接近后抗生素时代。赵南平的见解只是30年前那个卫生总监的水平！ 关于耐药菌株的报道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按达尔文医学的观点，抗生素时代肯定会结束的，时间早晚而已，就算把它的时间使劲拉长，说它能延续500年，500年与1000万年相比是什么概念？病菌以它极简单的构造，让人类医学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变成昙花一现，而且将继续使未来的药物很快失效，这难道不能使我们对自然多一点敬畏吗？ 所以，很可能人类转了一个大圈，不得不回到无抗生素时代，而那时人类的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了，这是个相当灰暗的前景（当然绝不会造成人类的灭绝），值得每个人去认真思索，而不要只是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附带说一句，病毒也能产生抗药性的，如艾滋病毒对AZT的抗药性。但一般来说，医学对病毒的进攻是依靠疫苗来激活人类免疫系统，所以病毒的抗药性不是大问题。 赵南平断言人类免疫力不会因久久不用而休眠，不知他有什么根据？我们都十分熟悉一种情况：越是干净的幼儿越容易生病，我见过一篇文章，美国和俄罗斯的医学家们正讨论向城市幼儿人为地打“脏病原”疫苗以唤醒免疫力。而且，从达尔文医学的观点看，久置不用的特异免疫肯定会被淘汰。自然选择确实也留下一些冗赘之物，如阑尾、脱轨基因等，但那都是于大局无碍的东西。而免疫系统，由于其对抗性、浪费性和毫不仁慈的破坏性，不可能把有限的宝贵资源久久闲置。该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虽然引起过敏的IgE尚未找到其正面作用，但科学家坚信自然选择绝不会留下一种副作用剧烈却无正面效应的体制，目前猜测它的作用可能是：对付寄生虫、植物毒素和癌细胞。 总之一句话：医学进步是非常伟大的，但与已经存在几十亿年的生物机制来比仍非常渺小。医学只能走一个中庸的路线：在继续开发新的医疗手段的同时，充分利用人类的免疫系统，那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晶，每一个能活到今天的人体都是抗体的宝库。人类还远没到可以狂妄自大、不把客观上帝放到眼里的时候呢。近百年的医学发展过于相信医药的力量，现在该作一点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