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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工程师的创业之悟
       “当地价高到一定程度，这里可能就不是一个办企业的好地方了，除非它是一个高科技，高产值，要吸引高端人才的地方。”蔡丰赐说。从地价开始，蔡丰赐和邱罗火说起了台湾的交通大学、新竹科学园和新科技企业。二三十年前，台湾为了模仿硅谷，设置了新竹科学园，刚开始新竹科学园连建筑也模仿西方，后来发现这样做过于占地，就停止了。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获取非常困难，所以当年进驻的厂商都以高科技为主，主要是IT制造及其周边产业，现在这些企业都让位给半导体产业了。这里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之一，有二十多家知名企业。得知台湾“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遇难3000多人，第二天IBM、英特尔等公司的高管纷纷飞到台湾来，看看车间有没有裂，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台湾变成了全世界IC的工厂，80%的份额都在台湾制作，如果台湾一发生意外，整个世界的电子工业都会断链。

        硅谷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三十年来的IT方向，因为在硅谷神话中几个著名高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为HP、Intel、Oracle等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原料——高素质的员工和科研成果。与此相似新竹科学园中的新科技产业的成功离不开附近的台湾交通大学。前神达电脑总裁，如今的神基科技董事长蔡丰赐和台湾第二大创投基金的掌管人邱罗火都是台湾交通大学的著名校友。前者漫条斯理，举止儒雅，后者神采奕奕，像个兴奋的少年，他们是台湾新科技大潮的弄潮人和见证者。


都是工程师

        蔡丰赐说，台湾企业界比较有趣，是工程师在做实业。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台湾交大的优良传统，邱罗火补充道。台湾的高科技公司里，68%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台湾交通大学毕业的，可以说，没有台湾交通大学就没有今天台湾的IC和IT产业。交大学生物以类聚，“类”就是工程师的特性。很多台湾公司是交大学生在做CEO，他们公司里的各个岗位几乎都由工程师担任，工程师主导了这些公司。这些人的性格往往比较单一，想的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其实很多工作是很枯燥的，静不下心来就做不好。蔡丰赐说，大部分工程师在讲品质的时候，都在讲小数点后面两三位—99.99，甚至是99.999，竞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怎么样再精益求精，就要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再做得更好。所以，台湾很多产业慢慢都成了世界第一，而且这种产业优势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邱罗火说，新竹科学园区之所以能快速成长，除了交大还有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功劳，工业技术研究院走出去创业的工程师有15000多人。你看看培养出来的高科技厂商有多少。还有，台湾的IT产业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从新竹到台北这60公里的地方，你要什么有什么，在这一小时的车程中，上中下游产业链全部形成，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效应。

        眼下中国大陆赚钱的机会太多了，社会很开放，人们都在向钱看，两位老人感慨道，大家就觉得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模式，有了模式就来钱。往钱看之后就大家就不会想到把品质从99.99做到99.999，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做到精确。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像半导体这种非常精密的产业，是需要最优秀的人来做这种最枯燥无趣的事情，非常非常精密的工作，要求工作时间非常非常长，中国大陆有很多其他的机会赚更多的钱，怎么才能让优秀的人回到这里，建立自主的技术？蔡丰赐一口气说了很多非常，对大陆企业的创新缺失非常忧虑。邱罗火说，大陆所有的芯片设计公司鼓吹了几十年，所有大陆公司的产值加起来比台湾一家联发科公司还小，这很残酷。江南春、黄光裕那么短的时候就赚得了那么多的钱，人们习惯去仰慕那种短期致富的人。联想这样大的企业，只有品牌和渠道，让人觉得可惜。蔡丰赐说，现在在台湾的公司大部分是早上七点上班，下午11点下班，而且我们当时上六天班。我们在前十几年几乎没有回家吃过晚饭，都是中午便当，晚上便当。邱罗火笑着用英文说这就是711，台湾亿万富翁受人尊敬，像王永庆，施振荣，都是几十年艰苦打拼出来的，大陆的亿万富翁则让人们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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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罗火继续说：“我们中国企业应该建立产业链，利用我们的市场和渠道往上扎根，把核心的技术建立起来。还要有一批人，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国家的发展去做事，不要希望两年内变成巨富，巨富靠运气，真正为国家社会着想，要有长远的计划。我也是一直到了1995年48岁才开始出来创业，才看到第一张股票，才知道去做投资，以前我都没有见过股票，在工研院拼命替国家搞技术做到48岁之后才知道做生意赚钱。”


必须国际化

        众所周知，和联想一样，台湾很多企业最早也是从做贸易开始的。但他们没有止步于成为一个销售公司，或者做螺丝刀企业。蔡丰赐说，我们最早代理过大型电脑，代理过英特尔，在做贸易的同时，培养一些技术。台湾没有那么多赚钱的机会，大多数人都在某个地方深入钻研。台湾政府号召“进口替代”，就是一个电脑打开一看，里面有电阻电容等等，每家公司都来看我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取代进口。工程师们很积极，没有去想钱和名的问题，扎扎实实在做事。台湾没有所谓的内销市场，就算有，也非常小，必须国际化，蔡丰赐说从1995年，就开始把自己做得很粗糙的电脑拿出去卖，先到德国，设立了德国分公司，然后到英国，到美国、日本，在各地设立分公司，设立起来便派驻人员，全球范围内建立渠道。邱罗火接着说，台湾当年就是因为帮人家做PC，做模板，在系统中学习到了关键性组件的开发，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做自主的技术。台湾本地没有市场，一定要到国外去发展，一出去卖电脑就要和IBM竞争，就要和康柏竞争，所以强迫他们把产品做到和国际品牌一样好，还要做得更便宜，还要更早推出。

        对高科技企业，台湾政府从蒋经国时代开始采取了一些税收上保护，不但是研发费用、折旧费用、还有房子费用全部都可以抵税的。传统行业的人不服气，为什么高科技赚那么多的钱，却缴那么少的税，关键是台湾高科技没有岛内市场，高科技是要到全世界竞争的。蔡丰赐说，企业进了科学园区，奖励投资条件就开始有了，像早期的5年免税，5年免税以后再投资，再投资的东西继续保有，继续投资还有税收优惠，鼓励赚的钱再投入到下一代研发中。很多台湾企业的价值都是好几倍、甚至十倍地成长，企业愿意建立一个长期的竞争力，让别人进不来。台湾企业界则创立了所谓的技术股、分红制度等等，让这些科技从业人员还能够致富。

        任何行业依靠内需市场，依靠政府的关税和政策保护，都没有办法从海外赚到钱，只能关起门来赚自己的钱。蔡丰赐说，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的手机行业非常封闭，他们占日本20%的市场，但日本市场只占有全世界的2%，算下来日本手机只占有全世界0.4%的市场。日本手机行业之所以变成这样，之所以走不出去，因为国内市场太保护了。很多早期家电企业也是如此。台湾的经验，凡是政府保护的产业最后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倒霉的是人民。

        大陆的企业家不要带着民族的骄傲去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不需要民族的骄傲和自尊。证明中国人的能力不是目的。企业在国内做得非常好，但是出去之后还是要非常的谦卑，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积累能力。邱罗火说，丰田花了40年才变成了世界第一，尽管它现在日子不好过，但这个公司非常健康，这是40年来第一次亏钱。

        国际化需要企业家具备宽阔的心胸，这样才能管理多样化。蔡丰赐说，你买下一个公司，很容易觉得这是我的公司，你怎么不听我的，好像是皇帝管诸侯，不听话就把你换掉，这是不行的。台湾宏基公司，它的CEO是意大利人，他最近把中国的总经理都换成了外国人。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们有一套健康的制度让外国人能够真正融入。我听说联想买下IBM以后，全部薪水大幅度调升，因为要和国际接轨。这样做意义并不大。我们自己在收购公司的时候，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有国外员工薪水比我们高，我们可以坦然接受，因为他们赚的并不是组织里的钱，他们在那个市场里比我们有价值。


创业是一种本质

        我三年半前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为了安排遗产，我在手术前和儿子吃了一顿晚饭。儿子说，爸爸，你放心地进去，我会把家里照顾好。在病房里的时候，我决心在有限的生命里把造成心脏病的工作抛掉。出院后，我打算在死前去20个地方，结果只去了3个，在九寨沟的时候，因为导游不好，我居然和别人坐在一起商量要不要扣一下导游的小费。当时我一天的生意额有5亿新台币，竟在这里为100元新台币斤斤计较。后来，我又回去上班了。创业是一个人的本质，融到骨子里去了。我回去上班，我太太不理解，为了证明我只是喜欢工作，不是为钱而去做事，我把我的薪水降得很低。我要告诉有创业想法的人，也要确实想想自己是否有这种特质，现在我在花很多时间去找年轻的、有这方面特质的人，培养他们，蔡丰赐笑着说。

       他接着说，邱学长现在是19家公司的董事长，大部分原因是公司没有钱来投了，他自己就掏钱出来，越掏越多，没办法最后只好当了董事长。他的脑部做过手术，脑被切开了，但是他手术后才十几天就上了飞机。

         邱罗火摆摆手说，不是我那么努力，是我的秘书跟我讲，老板，台北的投资圈都说，邱总脑部开刀去了，他的公司会不会倒掉，所以我第18天就去上班了。后来好像很多事情都停不下来，所以又开始坐飞机跑，一年大概出国二三十次。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头会痛，因为我的脑子打开，里面80%是空的。你现在如果讨厌我，一拳打下来，我大概就毙掉了。还好，我没有什么仇人。他接着说，创业的人要凭自己的个性。做一个领导者要对员工负责、对公司负责，压力是很大的。抗压性不强会得抑郁症，或者拍拍屁股就走了。生活的目的有很多种，生活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些人适合做公务员，有些人适合做学者，有些人适合做创业者，自己做人生规划，要看哪一种是最适合的。

        我一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做IC和电脑的发展。工研院有几个第一是我的，我是第一个派出带团去受训学IC的，我设立了台湾第一个IC厂，我也是第一个带队去学电脑技术的。中美建交，和台湾断交以后，我是第一个去学雷达技术的。台湾的电磁波干扰实验室也是我设立的，标准实验室，气象研究院也是我写报告设立的。我也是第一批在台湾做风险投资的，因为这些科技成果要变成商品化的产品。我创业的时候就找学长们要钱，东凑西凑，在四年之内变成了台湾第二大的创投。我帮助过很多公司，自己创业以后投资的公司有64家上市了，看到他们创始人创业的艰难和不气馁，又看到他们成功，心里很高兴。邱罗火说。

        而台积电这样企业在上海的工厂，尽管人工便宜些，但成本反而要比台湾高出20%，原因在于在上海的企业很难做到“挑剔”。尽管成本高，台积电还要设厂，是为了未来去布局。我们都六十多岁了，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发展，让我们蛮骄傲的，我们还在台湾大陆两头跑，如果台湾和大陆的优势能够互补的话，在IT业，将来一定是没有对手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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