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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名字和微软连在一起，他（她）就无法变得不知名。但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却是既让人觊觎，又让人忐忑。因为这个惹人注目的职务已经让数人成了闪耀的流星，但是也很难想象，当这个位置摆在你的面前时，你会不动心。 　　而当微软中国总裁再次空出时，唐骏的上任却似乎成了众望所归，尽管当初他力辞，但最终是“为了微软的利益”，唐骏还是接住了这个被称作了“烫手的山芋”。 　　早就听说，采访唐骏的时间表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份，但当记者的采访提纲刚刚传给微软一周，就被通知了采访时间，记者甚喜。 　　由于比采访时间早到了一些，于是参观微软办公区成了不错的选择。其实，记者去过不少公司的办公室，但微软研究院的到处都是可以写字的白板和随手就可以用的记号笔的休息室的布局还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尽管记者尚未见过唐骏，但对他似乎也并不陌生。因为自从他站到了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后，有关他的报道就没断过。这虽然给记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但同样也给记者的采访带来了难度…… 　　中国入世元年，跨国公司都把中国看成了展示自己最好的舞台，而在这一年中微软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我们的谈话自然从入世开始。 　　记者：入世一年以来，你或是微软是否感受到什么变化？ 　　唐骏：首先请允许我抛开微软,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在入世之前，人们往往认为入世带来的变化将是巨大的，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而负面大于正面。当时很多人都提到要迎接挑战，很多人都认为是外企进入的挑战，但我不这么看。假如说一个国企的倒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我存在很大的弊端，失去了活力而自己灭亡的，并不是因为外企进入才使它失去活力。外企也没有这么简单就进入中国销售体系，像可口可乐公司从1982年进入中国，到现在才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营销体系。跨国公司要想在一夜之间打败中国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说直接对抗还为时尚早。 　　入世让中国进入了世界生产分工协作体系，由封闭状态进入开放状态，带给中国更多的是机会。入世以前，许多企业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国外，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视野开阔了，完全可以自己走出去，把生产基地搬到国外去，直接在国外搞研发，占有国外市场，积极介入国际市场，吸引外国优秀人才，为我所用，像华为公司在印度开设研发基地就是很好地证明。 　　我觉得入世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很大的变化，可能一时间还很难在数字上有所表现，但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却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中国的软件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余地，入世给企业提供了这种可行性。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管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中国需要的就是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手段，这也是为什么MBA现在在中国发展这么迅速的原因，因为企业迫切要求在管理水平上与国际接轨。 　　记者：中国入世一年以来，出台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文件，你认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政府是否与你们的期望值相吻合？ 　　唐骏：政府的第18、47号文件对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规定，18号文件的出发点是为了与WTO接轨，却产生了“画外音”效应，促进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国软件有潜力，也有人才，但是发展得太小，也不规范，其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软件做得越好就越会被盗版，越没有利润，谁还会去做？所以软件产业很难发展起来。而WTO规定一定要用正版，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出台新的政策，现在新的政策正在实施当中，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虽然缓慢，但是毕竟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记者：你曾经强调打击盗版是政府的事情，而微软公司要做的是将中国软件产业做大，难道你不认为这也应是政府做的吗？微软为什么帮助政府做这个？而不做那个？ 　　唐骏：中国盗版现象很严重，这是个事实。其实真正让我们痛心的不是公司的损失，因为这点损失对微软来说还可以承受，但对整个中国软件来说，是整个产业就没有了，我们只是想将这种理念灌输到中国软件产业当中，毫无疑问，微软憎恨盗版，我们从不隐瞒，但目的是为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 　　记者：微软与国家计委签下了62亿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你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你认为起关键作用的是什么？ 　　唐骏：在与国家计委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微软公司将与国家计委在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组织实施软件人才培训项目，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软件人才，特别是软件企业急需的项目管理人员与软件架构设计人员，同时与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支持软件人才出国考察和赴微软公司实习、访问，迅速提升中国软件技术水平。带给中国实际业务，将软件外包、硬件外包都可以拿到中国来，告诉国外的同行们，中国不仅有技术、管理，还可以做外包，微软起到了示范效应，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中国缺少的是软件的业务模式，我们的作用、最大价值就体现于此。 　　记者：备忘录里所有的承诺都是微软做出的，是为了改变微软的形象吗？ 　　唐骏：猛一看起来让人怀疑，对吧？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亏本的生意，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是个上市公司，我们要利润，但是我们更看重在中国的长期利益，是今后20年、30年、50年、100年的利益，而不是2、3年的短期利润。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就是无条件帮助中国软件产业，我们不计投入、不做商业的等价交换。62个亿不是“公关费”，而是实实在在的要支持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了，作为一个平台技术提供商，从长远来看，我们也将受益。从短期利益考虑问题我们是走过弯路的。 　　记者：外界一直认为，你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背景，在你与政府打交道中，你的诀窍是什么？你是否感受到与你有过交往的政府人员在入世前后有什么变化？ 　　唐骏：和政府打交道，我觉得首先是个定位问题，这又涉及一个本土化问题，在国外，企业与政府是平等关系，讲究对话模式，但在中国，政府与企业更像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中国政府信息产业部领导下的一个部门机构，这样，我们就应该听领导的话，而不是向领导提要求，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个人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把自己定位于群众，群众有什么困难领导一定会关心的，这就是个互动过程，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比平等关系更好相处。入世以后，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职能更加明显，这么一种观念的改变为企业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我现在一去政府部门，我说，“我是来请领导指示的”，但政府部门的人员都会说我们是为企业服务的。我把自己摆在群众的位置是真诚的，所以政府对你的关心与帮助也是真诚的，这恐怕是良好的政府关系的基础，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